袁祖亮：史料佐证安阳西高穴发掘的曹操墓真实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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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关安阳发掘的陵墓到底是不是曹操墓的争论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曹操是否葬于安阳西高穴，安阳发掘的是否是真正的曹操墓？史学家袁祖亮通过大量史料研究，证明安阳西高穴发掘的曹操墓真实无疑，以下是全文：
　　2009年12月底，河南省文物局於北京发布曹操高陵在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被发现的消息。媒体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不算过分，因为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时间议论纷纷，但也不是没有不同声音，即便肯定也是出言甚慎。更为主要的是，高陵的许多问题需要给以释解，有鉴于此，作者从曹操何以葬在安阳西高穴、“西门豹祠西原上”今指何处、曹操墓有无疑冢等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曹操何以葬在安阳西高穴
　　曹操何以葬在安阳西高穴，这需要从上古的封邦建国制说起。上古实行分封制，天子将其子孙或有功者册封于某地为诸侯，允其对属地实行治理，并衣食租税，这便是封邦建国。秦始皇时，废分封立郡县，子弟为匹夫，未获尺寸之土。
　　秦朝短命，二世而亡。项羽入关，重启分封，把六国贵族后代分封为王，亦把先入关破秦的刘邦封为汉王，此后他便踌躇满志衣锦还乡了。然时过不久，刘邦占领关中，并挥师东向与项羽逐鹿天下。为了分化和孤立项羽争取同盟者，刘邦先后分封韩信、彭越等为王最后共同灭掉了项羽。天下统一后，刘邦又感到在楚汉战争中被封之异姓王，时刻有背叛中央的危险，于是便采取种种措施在数年之内将他们逐个除掉。随之，又分封了许多同姓子弟为王。如把他的弟弟刘交分封为楚王，把自己的儿子刘肥分封为齐王，把其侄子刘濞分封为吴王等等，总之希望利用同姓的血脉关系来屏障王室。纵然后来他的继任子孙们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对诸侯王的势力予以削弱，即削藩，但刘氏诸侯王始终存在于两汉之世。不但刘氏子弟广被受封，而且功臣名将也有许多被封为列侯者。封地大小不一，一般都是一个县的规模那么大。如萧何、张良、陈平、张骞、班超等。特别是诸侯王，一般死后都葬在自己的封国之内。如长沙王吴芮死葬长沙、南越王赵佗及子孙死葬广州、汉景帝的同母弟弟刘武被封为梁王，死葬芒砀山,中山王及其子孙死后葬在河北等等……。
　　曹操是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人），祖父曹腾为宦官被封为费亭侯，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后来袭爵为费亭侯。曹操被举过孝廉，出任过顿丘县令。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迁都于许（《后汉书·郡国志》载：许县，属颍川郡，帝既徙都，改曰许昌）。因功被任命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后汉书·郡国志》载：沛国鄼县有费亭，曹腾所封，今河南省永城市西南浍河岸边。）
　　建安元年八月献帝幸曹营，封曹为武平侯（《资治通鉴》献帝建安元年条载武平县属陈国，此取其以神武平祸乱也。宋白曰：亳州鹿邑县，后汉于今县东北置武平县，隋改为鹿邑，取故鹿邑城为名，其古鹿邑城在县西十三里，春秋鹿鸣地也。）
　　建安九年（204年）秋八月，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言“诏以曹领冀州牧”。）
　　建安十三年（208年）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为丞相。
　　建安十七年（212年），东汉把当时的行政区划作一个调整，《后汉书·郡国志》注引《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共有十五县之多。魏郡是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开设的，《汉书·地理志》载在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该郡辖有十八县。计有邺、馆陶、斥丘、沙、内黄、清渊、魏、繁阳、元城、梁期、黎阳、即裴、武始、邯会、阴安、平恩、邯沟、武安，其郡治在邺。东汉时期仍设魏郡，《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时，魏郡辖有15县：邺、繁阳、内黄、魏、元城、黎阳、阴安、馆陶、清渊、平恩、沙、斥丘、武安、曲梁、梁期，其郡治仍然在邺。
　　那么,经建安十七年（212年）的区划调整，当时的魏郡共有30余县，辖有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部分地区。
　　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赞扬曹操平定黄巾之乱，灭袁绍、董卓，迁都许昌等功劳，并且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为魏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其封国地盘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之焦作、济源，新乡、鹤壁之京广线以西地区，安阳地区、山东之聊城、德州地区、今河北保定以南地区，国都在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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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十九年（214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金玺、赤绂、远游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上便是曹操受封的全部过程，及魏公、魏王的全部来历，那么曹操死后葬在自己的封国之内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可能葬在许昌或毫州。
　　“西门豹祠西原上”今指何处
　　曹操的墓地是自己生前选定的，《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曹操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临死前不久,曹操还再次留下要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样说来，“西门豹祠”为曹操寿陵的唯一的重要的标志。然而从三国到现在，文献记载和地面建筑实物称为西门豹祠者，绝非仅只一处。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该书卷十《漳水》注中云：“（漳水）又东，经三户峡，为三户津。注引张晏曰：‘三户地名，在梁期西南’。注引孟康曰：‘津，峡名也，在邺城西四十里……’”“（漳水）又东，经武城南，世谓之梁期城，梁期在邺北……”“（漳水）又东北，经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漳水）自西门豹祠北经赵阅马台西……漳水又北经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何伯娶妇，卒来告知，吾欲送女，……地留祭陌之称焉。又慕容儁投石虎尸处也。田融以为紫陌也，赵建武十一年（345年）造紫阳浮桥于水上”。（以上引自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那么,中所述之西门豹祠约在石赵阅马台西、俗巫为河伯娶妇处——紫陌以西，漳河以南。
　　唐朝时期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十六载：“邺县，本汉旧县，属魏郡。晋以怀帝讳，改邺为临漳县。石季龙徙都之，复改为邺县。冉闵及慕容儁洎东魏、高齐并都于此，其县名直至隋氏不改，皇朝因之”。并载明：“故邺城，（在）县东五十步，本春秋时齐桓公所筑也，自汉至高齐、魏郡邺县并理之。今按魏武帝受封于此，至文帝受禅呼此为邺都。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由上可知，《元和郡县图志》把西门豹祠乃至魏武帝西陵的方位和距离邺城的里程都讲得十分清楚。（［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代的一部书，叫《太平寰宇记》，为乐史所撰。该书卷五十五是这样记载的：邺县，北四十里，本魏国之邺邑，汉为县，属魏郡。后汉桓、灵之间冀州刺史尝寄理于此……历东魏、北齐皆都于此，后周置相州，后徙相州于安阳，此复为邺县。西门豹祠，《隋图经》云：“豹祠在县东南七里，北临太平渠”。这里的北四十里应指州北四十里，而此时的州治在安阳，即今河南安阳。关于西门豹祠的方位，《太平寰宇记》引用的是《隋图经》的说法，在邺县的东南七里处，此西门豹祠与《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说的西门豹祠并非是一处。
　　《河朔访古》一书为元代人纳新所著，见于《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第593册）其中关于西门豹祠的记载是这样的：漳水之上有祠，门扁曰西门大夫之庙……庙有宋修祠碑一通，则钱塘杨蒙所撰。其略曰：元祐八年（1093年）癸酉，予奉檄策委定武乱衡漳迟舟于客馆。父老集琴堂下曰：此地之东有祠曰西门大夫，虽时祭不乏，而庙制湫陋，邑大夫君行农而谒焉，怆然虔瞩乃鸠工修祠云，其后辞曰：漳水可涸兮，君之泽，方洋之西山可颓兮，君之名。方巍巍欣厥宇兮，神妥斯。琢诸石兮，来者师。十二月至祠下拜谒读碑而退，史云庙东北曰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之祭陌即西门豹投巫之所也。纳新《河朔访古》所见之西门豹祠或称西门大夫之庙，是宋代元祐时人钱塘杨蒙予以修缮的，至于何时始建已不可考，但其方位在离祭陌不远的地方。
　　《四库全书·地理类·河南通志》载有北齐天宝（550—560年）年间所建的西门大夫庙。《四库全书》第五三七册载西门大夫庙，在府城北，祠魏西门豹，齐天宝间所建，明弘治七年（1494年）巡抚都御史徐恪檄有司以史起附食，知府冯忠题曰：邺二大夫祠。此西门大夫庙（祠）的具体位置在府城北，即今安阳市北，为北齐时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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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河朔访古》、明《河南通志》都记载有西门豹祠。《水经注》中所述之西门豹祠为石赵建武（335—349年）年间所修前代之祠，始建年代不详。《元和郡县图志》中西门豹祠只记述了方位，未详何时所建。《太平寰宇记》中西门豹祠是引用《隋图经》的说法，但其方位与其它诸说不同，是在邺城的东南方七里。纳新《河朔访古》中的西门豹祠始建年代不详，地理方位与《水经注》中所述基本相同。明《河南通志》所载之西门豹庙，是北齐天保年间所建。总之，记述西门豹祠诸书中以《水经注》所述之祠最早，且是修缮前朝的，估计此祠与曹操中的西门豹祠是一致的。石赵建武元年距曹去世为111年。
　　那么，《水经注》中的西门豹祠的空间方位究竟如何，我们在这里引用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杨守敬等编绘的《水经注图》（外二种）的图幅如右，从中可以明了。
　　 从文献资料的记载，参阅杨守敬等所著之《水经注图》可以判断，西门豹祠在今漳河南岸，107国道、京广铁路旁，祠西约15华里为西高穴村。自村而西，地势逐渐隆起，形成冈地，再向西便是太行山东麓。今所发现的高陵就处在台地上，座西朝东，其地形符合曹操《令》中所述寿陵的选址条件，即“西门豹祠西原上”。东汉人许慎所著《说文解字》释“原”为：“水泉本也，从泉，出厂下”。即“原”本意是水泉之本，即发原的地方，水泉河流发原的地方肯定是地势较高，由高趋下形成河流。再者，曹操墓不可能建在漳河的中、下游，因为《吕氏春秋》卷第十《孟冬纪》关于葬地选址讲得十分清楚：“凡生於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古之人有藏於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后汉书》《志》第六《礼中》注引《汉旧仪》言及天子之墓是有一定的深度标准的，一般为十三丈，注引《古今注》云：汉献帝墓深为十五丈。西高穴的高陵墓深为15米，即合汉尺34.5丈（汉制：1尺=0.23米），像这样的深度若取址在漳河的中、下游肯定不行，因为漳河水势本身很大，且经常决口泛滥，不然的话乡绅何以借口敛财。再者漳河中、下游地下水位高，不符合《吕氏春秋》所言选址之原则，若选之，必遭水浸。地处今京广铁路以东漳河以南灵芝乡的魏明帝之母亲——甄皇后之墓，曾因地势低洼水浸而改葬过。《三国志》卷五《后妃传》载“（太和）四年（230年）十一月，以后陵庳下，使（甄）象兼太尉，持节诣邺，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阳陵。象还，迁散骑常侍。”所以，曹操高陵的选址只能在漳河上游的高原地带。除了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的《令》之外，临死前，曹操还有《遗令》：“葬於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实地考察西高穴村，其西确为一逐渐隆起的高冈。站在冈上向东望去是无际之平原无冈可言，西高穴村如临脚下。那么,此高冈便是曹操寿陵之所在。
　　曹操墓有无疑冢
　　曹操墓有无疑冢，宋朝以前的史籍不见有载。自宋以后，渐渐出现。鉴于疑冢的说法太多，不能一一列举。特别是有关文学家、诗人的说法这里不再引述，只举一些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的看法以便分析。
　　元朝人纳新所撰《河朔访古》记载：魏武帝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予登铜雀台，西望荒邱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参错布置，魏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曹操之葬，以惑后人，不致发掘故也。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北一高邱之前钜碑一通，螭首龟趺，齐思王之碑，姜一芝所撰，云西望西陵不十余里，烟树历历可见。十二月，予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冢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诈也，使操能见武侯八阵图，则有愧多矣！”（《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93册）此谓永宁寺的僧人说曹操有疑冢，疑冢在当时滏阳南讲武城（今河北磁县讲武镇）。
　　《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为明末清初人，其著作颇具权威性。《读史方舆纪要》中河南相州讲武城下注曰：“在故邺城北漳水上，磁州南二十里亦有讲武城，皆曹操所筑。又操有疑冢凡七十二处，在漳水上。自讲武城外，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至”。《清史稿·地理志》亦有曹操疑冢的记载：《清史稿·地理志》安阳下……“治在邺城内西北隅，讲武城在西，漳水上曹操疑冢在焉。”以上便是曹操墓有疑冢之例证。可见《清史稿》、《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都同于元人纳新的《河朔访古》，而《河朔访古》的说法却源自于永宁寺的和尚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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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之实事，疑冢之说是不存在的。曹操为自己建墓是公开的，是以《令》的形式颁布的。不但安排了自己的寿陵，还安排了公卿大臣列将陪陵的方域位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簿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见，曹操要行汉之制度，把自己的陵墓区、陪陵区，统筹设计规划，并且要有足够的容量，占地面积相当大。曹操既然让公卿大臣死后陪葬在自己陵墓的前后，那么高陵就不可能是秘密的。
   根据有关文献和资料显示，曹操高陵及其周围有明显的地面建筑和标志。
　　其一，《河朔访古》一书中记载该墓高一丈六尺。纵然曹操下令不封不树，但墓穴本身选址是因高为基，原来就具有一定的高度。这与汉献帝禅陵高二丈差不多。（《后汉书·献帝纪》注引《帝王世纪》）
　　其二，高陵旁有地面建筑，即殿寝建筑。我们可以从《晋书》卷二十《礼中》的记载中得到证实。高陵旁所建之祭殿，起码在曹操死后到黄初三年（222年）这一段时间是存在的。《晋书》卷二十《礼中》载：“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曹操陵上的园寝建筑也是上承两汉之制。《后汉书·祭祀下》载：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以上记载证明了寝殿之制在两汉时期的存在，其用意是敬死如生，按照一定的时间上食。理被……同在世时一样得到侍侯，而且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起码说在黄初三年前，曹操墓侧有寝殿建筑，标志明显，疑冢之说显系乌有。实际上就在曹丕下诏毁寝殿以后，继续建设寝园的事情并未终止。《资治通鉴》记载黄初二年（221年）曹丕赐甄夫人死。甄夫人的儿子即位后是为明帝，他于太和元年（226年）二月，“立文昭皇后寝园于邺”，便是明证。
　　其三，于禁去拜谒高陵时，高陵旁还有地面建筑——陵屋。《三国志·魏书·于禁传》记载，在建安二十四（219年）年时，曹操“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曹操闻知，哀叹久之，言说“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后孙刘交恶，关羽被杀，孙权获其众，于禁便又入吴。曹丕称帝，孙权称藩，遣禁还。时在魏文帝黄初二年八月。曹丕引见于禁，表面上予以安慰，“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畫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三国志·魏书·于禁传》）于禁看高陵陵屋内的图画以后，感到十分惭愧，发病死。从这件事看来，高陵旁当时是有地面建筑的。
　　其四，陵旁建有石屋。曹丕称帝后，为父加谥曰“魏武帝”，并刻金印。但他并未打开墓穴把印放入，只是存置在墓上的石屋里，原因是怕藏金于墓遭人发掘。（《晋书》卷二十《礼中》记载了这件事：“文帝尊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这从侧面反映高陵当时并未设疑冢。若有，把一方小小的金印，埋入人所不知的墓穴中，并非是一件难事。
　　其五，魏武帝陵下有石雕和铜驼。南朝萧梁人任昉在其《述异记》中云：“邺中铜驼乡魏武帝陵下，铜驼、石犬各二。古诗云:石犬不可吠,铜驼徒尔为。”这说明魏武高陵旁立有石雕和铜驼，标志是非常明显的。
　　其六，高陵城的出现是曹操墓旁最显著的标志，怀疑是移民实陵的产物。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作《水经注》，凡河流经过之地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文物古迹差不多都有记载。在《水经注》卷九《洹水》中出现了一个地名叫高陵城。《洹水》云：“洹水出山，东径殷墟北……又东，分为二水，北径东明观下……南水东北径女亭城北，又东北径高陵城南，东合坰沟，又东径鸬鹚陂。”（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前两个字与曹操陵墓的名字相同，而且在三国以前的史籍中不曾见到，它的方位就在今安阳附近，漳河以南，洹水以北，很可能是移民实陵、陪陵的产物。因为两汉时的帝陵有这种惯例，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汉宣帝刘询的杜陵规制都很大。大规模地实行移民实陵，把陵墓周围建成了一个大县城，后来成了一个县级单位或超县级单位。秦汉之制万户以上为大县，万户以下为小县，汉末长陵的户数多达5万多户，茂陵的户数是6万多。《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言，刘邦还“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并世世代代免除他们赋役，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守护坟墓。曹丕不会不为父亲置守冢者，这恐怕是高陵城这一时期出现的原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把高陵城说成是战国时乐毅的封地冈陵之讹，未必正确，因为彼冈陵在漳河流域，不在洹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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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七，高陵旁有陪葬墓，这也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曹操的爱将庞德被关羽所杀，太祖闻而悲之，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三国志·魏书·庞德传》注引王隐《蜀记》记载，公元265年时“钟会平蜀，前后鼓吹，迎德尸丧还葬邺，冢中身首如生”。这里的还葬邺是陪葬在高陵之旁，因为曹操生前对其特别器重，曹操《遗令》中有让王公大臣列侯陪葬的规定。庞德是南安人,即今陇西人,不葬陇西而迁葬邺地就是为了陪陵。纵然裴松之认为“德死于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则其尸丧不应在蜀，此王隐之虚说也”（《三国志·魏书·庞德传》）的疑义。这只是对庞德的初葬地有争议，但没有根本上否定其迁葬这一史实。更何况当时庞德的从兄庞柔在蜀，如何处理庞德之葬，恐怕冒然下结论是欠妥的。
　　其八，曹操的爱子仓舒也迁葬在高陵旁边。仓舒就是那个天才少年曹冲，由于他在五六岁时就能想出办法称得孙权所送巨象的体重而深受曹操的喜爱。“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意传后意”（《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可惜他十三岁时病亡，并且为其聘甄氏亡女与之合葬。曹丕即帝位后，将其迁葬于高陵。《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书》载策曰：“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尔邓哀侯冲，昔皇天钟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显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并建亲亲，以藩王室。惟尔不逮斯荣，且葬礼未备，追悼之怀，怆然攸伤。今迁葬于高陵，使使持节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追赐号曰邓公，祠以太牢。魂而有灵，休兹宠荣。呜呼哀哉！”但至今未普查到这两位少儿夫妇合葬墓！
　　其九，渔阳雍奴人田豫是曹魏的老臣，曾官魏南阳、汝南太守，使匈奴中郎将、并州刺史，他在临终遗嘱中戒其妻子把其葬在西门豹祠旁，也有陪陵之意。《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传》注引《魏略》曰：“豫罢官归，居魏县，……会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门豹〔祠〕边’。妻子难之，言，西门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边乎？’豫言：‘豹所履行与我敌等耳，使死而有灵，必与我善。’妻子从之。”现在安阳西高穴村西还有一个“渔洋”村，只是音同而字不同。
　　 曹操墓不可能设疑冢另一原因是，曹操的殡葬不是秘葬，消息并未封锁，百官群臣甚至包括皇帝都亲临现场，场面很大。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天塌一般，若设疑冢焉能如此。《全三国文》卷十九载曹植所作《武帝诔》述其葬父时的情景：“如何不吊，祸钟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仰诉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佇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乘，曷时复形。”这篇诔文写得确实不错，不愧是建安时期最有名的才子之一。它反映了当时举国哀悼,倾朝送葬的那种空前悲痛的场面！
　　 关于2号墓的方位问题，是座西朝东，有人以现在的观念去匡三国之时的情况，质问为什么不座北朝南呢？其实，这说明我们中学阶段的知识掌握得不扎实，重温中学语文课的名篇便可知晓。鸿门宴所排列的座次就是以座西朝东为尊者。如《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项伯东向座，亚父范曾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便不是明证吗！前些时在洛阳发现的曹休墓也是座西朝东……
袁祖亮简介：

   

袁祖亮

    袁祖亮，男，1944年11月生，汉族，河南南阳人，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教授，1984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70年6月参加工作。曾任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主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人口史，尤其在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联合国教科文合作考察等6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5部。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秦汉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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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个人简历
    1978.11—1981.11郑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1981.11—1984.11郑州大学历史系教师
　　1984.11—1986.11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
　　1986.11—1992.01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1992.01—1994.12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994.12—1997.11民进河南省委主委，省政协常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教授
　　1997.11—1998.01民进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主委，省政协常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1998.01—2008.1河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主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2008年1月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专长为秦汉经济史、政治史及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
　　编辑本段成就及荣誉著作：《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人口研究论稿》（合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
　　论文：《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历史研究》1991年
　　《宋代户口之我见》《中国史研究》1987年
　　《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与葛剑雄商榷》《学术月刊》1985年
　　《解决我国农业和农村人口的根本出路在哪里》《求是》内部文稿1995年
　　主持完成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199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合作考察项目）、西北地区人口、经济、生态发展变化的历史思考（2001年国家教委人文社科项目）等。
    2009年11月主编的《中国灾害通史》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共分8卷530余万字。它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灾害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灾害通史。
　　曾获国家优秀图书三等奖、河南省社科一等奖、河南省社联一等奖1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