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父曹操相比,曹植诗中则缺乏那种更为浑厚的底蕴。这与曹植的人生经历与性格相关,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少年曹植虽自幼随父转徙于军旅,但很快便安定下来,过上富家公子斗鸡走马、宴饮无暇的糜烂生活。《斗鸡篇》里说:“长宴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可以说是整日无所事事。虽然并没有完全沉迷在这种整日斗鸡走马的把戏里,前期有些诗篇可看出积极进取之精神,如《白马篇》描写渴望征战沙场,但是少年公子的放浪形骸的性格特征,导致他的诗文与其父的诗篇相比略显稚气。这也是年龄所致无可厚非。2.其父死后生存环境大变,其兄曹丕登上皇位之后深忌曹植之才,对曹植的猜忌加深,老想找机会除掉心头大患。幸亏有“七步之才”,才未曾被杀掉。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曹丕将其幽禁在封地,人身自由受限制。此时更没了征战沙场的机会,更不用说横槊赋诗了。前期还可以想象征战沙场,现在连想也不敢想了,整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郁郁寡欢,神情恍惚。有如此之变故,曹植诗其悲凉之情出已!“谗言三至,慈母不亲。”《当墙欲高行》其悲凉之情可知已。但是他的悲凉是一种近乎残忍消极弃世的悲凉,婉约如柔美的女子;而其父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浪漫的悲凉,豪壮刚硬的男子。两者的悲凉缺乏意义上的统一。朱光潜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曾经说到关于曹植诗的问题:“曹植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是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所谓起调多工,……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的的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限……的确具有美学上的巨大意义。其实就其艺术成就来说,曹植的众多诗作比不上曹丕的一首《燕歌行》……钟嵘把好多并无多少内容之中雕饰的文章列为上品……”。由此曹操在诗风上似乎更胜一筹,更能代表建安诗风的慷慨悲凉。
我们在看一下关于元好问的写诗论诗风格。元好问本人一生也是命运多舛,金灭亡之后他隐遁故乡过起来遗民生活。其晚年好游名山大川,其诗多写祖国河山秀丽,显示出他的博大胸襟,他的诗“味醇厚、耐人咀嚼”。元好问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具有独到见解试论家。在《论诗十三首》中其主张诗要天然真纯,反对堆砌雕琢,提倡豪放刚健,反对纤弱柔糜。积极主张恢复建安以来的文学传统。因为建安时代的文学,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诗风慷慨悲凉,笔触刚健遒劲,时代气息浓厚。赞同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十分重视思想内容---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体验---表现为风。从他写诗的胸襟和论诗的风格,在感情上元好问更接近曹操。
最后看一下这首诗“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诗中“虎生风”出自《易·乾》“云从龙,虎生风”借以形容曹刘诗歌的慷慨悲凉,从这点讲曹操比曹植更具虎气。刘越石前面已经提到就是西晋的大将军刘琨。《晋书·列传第三十二·刘琨(子群 琨兄舆 舆子演 祖逖)》: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在晋阳,常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刘琨也是为才思敏捷豪气冲天的统军大帅。文学史中曾经这样评价刘琨的诗风“用血泪写下他的坚强意志和悲慨意绪,有刚健雄放之情致。”从这点讲曹操与刘琨可比之处---同为领兵统帅,都才华横溢诗风悲慨。再就是“横槊”二字,它是横槊赋诗的缩写。“横槊”为曹操之专利,应是定论。不单东坡《前赤壁赋》有语提及,就是赵宋前很多诗词也有描述。元遗山之后的元曲,诗词就更多以“横槊”专属曹操了。又印证了“曹”指的是曹操
综上看法,在我看来“曹”指的是曹操,而不是曹植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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