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侨客政治

三国文化博览

　　翻开《三国志—蜀志》，我们不难发现蜀汉政权的诸多特点，最明显的莫过于帝王将相大多来自外州，而且大多无法考证其生卒年月，生平事迹总是寥寥数笔就一带而过。所以蜀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侨客政治。
　　从官员的构成比例来看，以名姓载入《三国志—蜀志》大臣共有57位，除第十一、十二、十三中有16位是蜀汉本地人士，其他都来自外乡，而且大多来自荆襄地区。其二，政权的中枢决策人士也大都是客卿，得到了独自列传记的殊荣，而本地人士则列入了合传，生前在蜀汉并不显耀，身后也别历史当作了配角遗忘。其三，蜀汉没有系统的人才选拔制度，官员多由现任中提拔，高级官员的子孙可以“恩荫”为官，这个又对蜀汉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四，蜀汉官员不论文武，大多出任过尉，中郎将，将军，太守等职务，由此可见常年征战，蜀汉建立军政府性质的政权。此外，以军功受封的公侯爵位可以分为亭侯、关内侯、侯，无一例外的既没有魏国公侯们的食邑，也没有东吴公侯们复客领兵的特权。
　　蜀汉政权之所以如此另类，这还要从开国皇帝刘备说起。“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先主传第二》746页）是破落的贵族，少孤，以贩履织席为业。刘备的帝王之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年—200年）第二阶段（200年—210年）第三阶段（211年—223年）。第一阶段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刘备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地主一样，出于本阶级利益的考虑，镇压黄巾军，“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或许此时的刘备和当时的曹操一样，万里觅封侯，分得一官半职。可是而后的董卓之乱彻底打破了国家的秩序，拉开了逐鹿中原的攻占。在弱肉强食的战乱年代，刘备更加被动，往往身不由己，对手不是兵痞悍将就是世家大族。他与曹操、吕布、袁术都交过锋，可是每次都是落岭而逃。其中仅在建安元年到五年（196年到200年），妻子就丢失了3次，部众也多次被打散，可谓狼狈至极。被迫游走在各个军阀之间，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先后投靠、依附过公孙瓚、田楷、陶谦、吕布、曹操、袁绍，以后还有刘表。虽然刘备动辄战败，少兵无地，每天率领着自己的家小、部曲东奔西跑，甚至无法被看作一路诸侯，但是刘备的收获也不小，在战场上，刘备是一个坡脚的将军，屡战屡败。在名望上，四世三公的袁绍让刘备望尘莫及，在谋略上，足智多谋的曹操，刘备也是无法望其项背。总之，逐鹿中原中，刘备总是慢人家一步。可是刘备依然有自己的看家法宝：一是自强不息的进取心，二是礼贤下士的人格魅力。每战必败，妻离子散，换了别人恐怕早已投靠势力教强的军阀去做将领了，如张绣。刘备在寄人篱下总是不忘去开辟自己的地盘。在举茂才，孝廉的察举制度中刘备获益匪浅，是敌是友他总能以礼相待，所以先有刘平派遣的刺客“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先主传第二》747页）后有关羽的“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关羽传第六》801页）本身的内涵修养也让刘备得到两大回报，一是一群忠义之士为其鞍前马后，先有关羽、张飞，后有赵云、孙乾、简雍、麋竺、麋芳。二是名扬天下，徐州牧陶谦临终遗言：“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先主传第二》747页）曹操有：“观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袁绍则“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先主传第二》750页）刘表亦有“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之举（《先主传第二》750页）中原争霸，刘备心有余而力不足，于官渡之战之际南奔依附刘表，此后，他再未踏入中原半步。
　　第二阶段（200年—210年）是刘备人生历程的里程碑，此间奠定了政治根基，由于刘备敢于和曹操、吕布、袁术争锋，所以到了荆州后便大展身手。但是荆州聚集了一大批中原南逃和荆襄本地的仁人志士，偏偏又碰上爱其才而不能用的刘表，所以“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先主传第二》750页）毕竟刘表才是荆州之主，刘备只是一介客将，长久以往定将尾大不掉，刘表当然容不得反客为主的事情发生，于是“表疑其心，阴御之。”（《先主传第二》750页）“益其兵，使屯新野”（《先主传第二》750页）次举可是一举两得，既可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礼贤下士的胸襟，又可让刘备作为自己的前沿哨所。的确，刘备一直在打荆州的主意“屯新野，兵数千”这个绝非他的志向。于是他一方面招兵买马，一方面招贤纳士。其间最重要的莫过于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请到了“凡三往，乃见”诸葛亮，这时刘备人生与事业的一大转折，“窿中对”让他豁然开朗：据荆襄，图巴蜀，联东吴，进中原。战略大计是策定了下来，可是这时的刘备仍然“兵不满万”，而刘表在荆襄经营多年，当地的世家大族更是盘根错节，绝对不容许一介客将取而代之的。倒是曹操和孙权帮了他的忙。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大乱，刘备在逃亡途中因祸得福“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先主传第二》750页）刘备退守江夏，约有两万士兵“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馀人，与俱到夏口”（《先主传第二》752页）兵生死存亡之际，诸葛亮出使江东，联吴抗曹，而孙权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与刘备结盟，。曹操大军因为劳师远征，水土不服流行疾病荆州初降，人心未附，战术失误等诸多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了赤壁之战的失败，曹操退回了北方后，刘备夺取了长江以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而此时孙权则占据江夏郡。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败曹仁，夺得南郡，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江陵（南郡治所）。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死后，孙权纳鲁肃之议，把自己所据部分“借”给刘备，于是刘备占有荆州绝大部分地盘。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荆州当地地主士人的支持，奠定了政治人才基础，挖掘了人生第一桶金。
　　第三阶段（211年—223年）的开启颇有点戏剧色彩，建安十六年（211年），留璋请刘备入川拒张鲁，这可真实引狼入室，比起何进诏董卓进洛阳还愚蠢，所以当时巴蜀太守严颜就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张飞传第六》804页）所以当时刘备岂能容得下这块肥肉漏口，“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先主传第二》755页）刘备开始图谋巴蜀了。刘备入川时率兵数万，“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先主传第二》754页）后“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馀人”（《先主传第二》754页）以刘备此时的兵力、政治影响、所处的客人地位，是无法夺得巴蜀政权的，可是刘璋懦弱无能，自己将益州拱手相送。“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先主传第二》755页）用绑架的方式威胁巴蜀士兵为他卖命，夺得了葭萌关，随后攻占涪城。绵竹。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期间刘备仍然处于弱势，刘璋的从事郑度献计说：“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法正传第七》817页）先主闻而恶之结果刘璋“终不能用，无可忧也。”（《法正传第七》817页）待到刘备围困成都，尽管“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刘二牧传第一》744页）竟然糊涂地说什么“父子在州二十馀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刘二牧传第一》744页）他说的是实话，群下莫不流涕，只怕是半哀不幸半怒不争吧。刘备鸠占鹊巢，出师无名巴蜀人士支持的并不多：大将张任厉声高呼：“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先主传第二》755页）巴蜀太守严颜被俘虏后怒责，：“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张飞传第六》804页）刘巴、黄权都曾经极力劝谏刘璋不得纳刘备入川。可是刘璋出降后，益州的大小地主士人也都自愿或者不愿地投降了。待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夺得了汉中，尊号汉中王，又命令关羽进攻樊城，水淹七军，此时刘备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刘备成为三国时代最大的暴发户，十年前还是兵不满万的客将一个，十年之后已经是拥有三地两州的一方诸侯了。但是暴风骤雨般的膨胀速度也暴露了其最大的软肋——根基不稳，年年开疆扩土将主力军队集结在前线，造成了后方的空虚。以致吕蒙可以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攻占了荆州，擒杀关羽。看似意料之外，其实情理之中。早在建二十年（215年）刘备得到了益州，孙权就迫不及待的讨还荆州，刘备怎么能够吐出自己的大后方呢？：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为借口，孙权怒火中烧，就派兵袭击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刘备当然也不甘示弱，“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先主传第二》757页）这时又是曹操帮助了他们，曹操进兵汉中，驱逐了张鲁，刘备惧怕背腹受敌，只得忍痛割爱，与孙权平分荆州：“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先主传第二》757页）到了公元211年,孙权占据交州(今广东、广西)后,力量进一步扩大；从地利上看，刘备在荆州的属地已经陷于孙权与曹操的三面包围之中，与巴蜀联系不便，互相支援困难。从兵力上看，主要军队都调入巴蜀攻打汉中了，从人才资源上看，大部分官员随着刘备入川，留守荆州的关羽虽然有勇有谋，可是矜持自傲，对内责罚麋芳、傅仕仁，对外与孙权不睦.尤其在水淹七军之后急功近利，将兵力尽数调往樊城前线，不料前有曹仁、徐晃内外夹击，后院又起火，“於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关羽传第二》803页）所以吕蒙轻易的袭得了荆州，而刘备救兵有迟迟不到最终失败被杀，“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关羽传第二》803页）失去了关羽与荆州，如同斩断了刘备的臂膀，首先“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诸葛亮传第五》803页）的隆中策就无法实现。刘备就将被围困于三峡、秦岭之内，割据一方尚可，但是要统一天下就太难了。其次刘备不象曹操麾下猛将如云，真正独当一面的大将就难得了。此外逛于追随刘备已经由35个年头了，如此君臣之情是难以割舍的。其三，刘备的部众大多来自荆襄地区，荆襄是他们的根系祖籍所在，谁都不愿意失去。所以刘备兴兵报仇，企图夺回荆襄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至于赵云和秦的不同声音，我们以“夷陵之战”的结局来看自然是对的，似乎他们有先见之明，其实不然赵云所谓的“先灭魏，则吴自服”（《赵云传第六》810页）天下只能说是本末倒置，夺得荆州就是更好的攻打魏国，占据了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使蜀汉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关羽传第六》803页）就是最好的证明。刘备兴兵报仇，本以为是哀兵必胜，不料却成了骄兵必败，由于轻敌，结果“夷陵一战”刘备集团大伤元气：“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传第二》762页）“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馀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或许刘备与在官渡之战败给曹操的袁绍一样，没有想到。“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陆逊传第十三》1135页）其实刘备的损失不仅如此：“夷陵之战”之际，法正、马超、黄忠去世；刘封、彭羡遭诛；孟达、申耽、申仪据上庸叛降魏国。黄权回蜀无望，只得投降魏国。“夷陵之战”蜀汉军队损失惨重，重要大将相继失去，不久刘备也在袄；懊恼与沮丧中逝世。黄元反叛虽然不久就被镇压，可是却引起了多米诺牌效应——南中的少数民族、益州的豪强大姓相继反叛。建兴元年（223年）夏，“牂牁太守硃褒拥郡反”、“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越隽夷王高定亦背叛”（《后主传第三》764页）曹魏、东吴也都虎视眈眈。刘备带着遗憾离去，却留下了一个边声四起的蜀汉政权。
　　公元222年的夷陵之战，标志着魏、蜀、吴三国版图的最终划定。曹魏以中央王朝自居，蜀汉以正统自诩，东吴与蜀汉结盟，可是对曹魏有时附时战，若即若离。三国的疆域大抵如此：魏得北方.蜀得西南地区.吴得东南地区.魏国置司、豫、兖、青、徐、凉、雍、冀、幽、并、荆、扬.凉州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幽州地境达于辽东；南部诸州大致依秦岭、淮河分别与蜀、吴相接.蜀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因在巴、蜀之南.故名）.吴有扬、荆、交三州.户口.魏有户66万.口440万；蜀有户28万.口94万.吏4.兵10万；吴有户52万.口230万.吏3万.兵23万.三国综合国立如何，已经是一目了然了，那么蜀汉政权的别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地利问题。蜀道难，多歧路。蜀汉的交通不便，这是路人皆知的。虽然蜀汉每次北伐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每次退兵大都因为粮草不济。李严因为军粮运送不力而获罪也足以看出粮草运输是蜀汉军队的弱点所在。而蜀汉国小地贫，除了测绘能够度平原外，大多为山地，不宜栽种作物。粮食产业.自给倒还可以，致富则难，所以政府只好对手工商业进行课税：设立了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管盐铁之利，诸葛亮也有“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之言。民乏地贫国虚，仅有的财政收入都投资到战争上了，因而蜀汉的清廉官吏也是比较多的：丞相诸葛亮“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诸葛亮传第五》791页）大将军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姜维传第十四》903页）大将军邓芝“身之衣食资仰於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馀财”（《邓芝传第十五》906页）或许就是这种上下贫富掌握中枢权利的官员尚且如此，一般的下层士兵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奖励耕战的动力在于物质财富的获得，蜀汉立国45年，却有22年动兵，而且胜少败多，长久以往也就难以凝聚太高的战斗力。蜀汉从刘备入川前的“民殷国富”到50年后的“国小民劳，不宜黩武”。
　　第二，对外征战问题。诸葛亮五出岐山北伐曹魏，出师方案历来让人费解，从蜀汉到中原，至少有四条路线。大将魏延就提出过“子午岭”方案“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魏延传第十》852页），辄欲请诸葛亮否定魏延的“子午岭”方案也有自己的考虑：万一魏延攻打长安不下，魏国完全有能力调集荆襄、关中、陇西的军队进行合围，来一个“关门打狗”，那么蜀汉就是全军覆没了。再者，纵观诸葛亮一生为人处事一向谨慎：平定南中对孟获七擒七纵；为了让李严如期运送军粮，特别表李严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第一次北伐失败，不但斩马谡，而且自贬谪三级；怕刘封尾大不掉，请求将其赐死；“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赐封死，使自裁”（《刘封传第十》846页）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对峙五丈原，司马懿与蜀军使者的那段对答更是道出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的性格“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诸葛亮传第五》796页）。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得出诸葛亮小心翼翼的秉性。夷陵之战后是蜀汉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底更加寒碜，他又怎么敢孤注一掷呢？而且诸葛亮的“祁山”方案也有自身的利处“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魏延传第十》852页）“子午岭”方案其实从当时来看还是对的，曹魏的军队大多驻扎在荆襄、淮水、两京一带。还有凉州归属比较晚，而且当地的羌胡与马超、马岱兄弟大有瓜葛，容易争取。最后诸葛亮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诸葛亮传第五》786页）从效果上看“祁山”方案也不失为上策。可惜街亭一役，战局及转而下，蜀汉军队大败，只得班师回国。之后曹魏加强了戒备，蜀军几占不到什么便宜了。其实从刘备入川开始，蜀汉人民就陷入兵灾之中，立国十年，年年征战。而后43年的大半时间里不是讨伐魏国就是征剿内部叛乱，那么租税、徭役、兵役之繁重也可想而知的。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八次动兵，战绩又如何呢？建兴七年（229年）陈式攻占了阴平、武都。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在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众死者数万人”（《姜维传第十四》900页）于除此次之外，蜀军大都陷于被动，就在姜维取得洮西大捷的第二年，上邽一役被邓艾以弱势兵力击败“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姜维传第十四》900页），“斩将十数，馘首千计”（《邓艾传第二十》664页）两次战役，双方损失的兵力大抵相当，对曹魏军队来说无关大痒，而对蜀汉军队来说则是致命的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姜维传第十四》900页）众孤军在外，最为忌讳四面受敌，蜀军即使出师未败，也常常被魏军以持久战消耗了军粮，最后无功而返，对于蜀汉而言，没有胜利就意味着失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蜀汉攻伐曹魏，到底是“刑天舞干戚”还是“蚍蜉撼大树”？只得人们反思。终年的消耗，财政入不敷出，甚至出现了寅年吃茆粮的情况。租税、徭役、兵役等种种负担自然转嫁到了百姓的身上，过度的负担矛盾自然激化，蜀汉原有旧势力的不满，四次叛乱不说，最重要的是大量编户齐民的逃亡。
　　第三内部矛盾日益增长。首先民族问题。蜀汉一共有5次少数民族叛乱：第一次建兴元年（223年）夏“越隽夷王高定亦背叛”（《后主传第三》764页）建这是少数民族与地方大族遥相呼应的叛乱，几乎是蜀汉丧失里一般的国土，由于精锐主力在夷陵之战中丧失殆尽，诸葛亮只得休养生息3年才进行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传第五》791页）平定四郡，尤其是对南中蛮族，七擒七纵才使得南人不复反。诸葛亮对南中人事采取了“三不管”的羁縻政策，不留官吏、士兵、钱粮，以蛮治蛮，不求其纳税服役，只求其相安无事，南中俨然成立独立王国。后又有4次少数民族叛乱：“建兴十一年（232）是岁，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延熙三年（240年）春，使越隽太守张嶷平定越隽郡”“延熙十年（247年）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维往讨，破平之”“延熙十一年（248年）秋，涪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后主传第三》767—768页）虽然说5次少数民族叛乱都被镇压，但是它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时刻堤防着内部的秩序，无法将兵力都集中于前线，更暴露了它的离心力。因为少数民族是社会的边缘势力，他们具有比较强的宗族势力，长期的剥削和压迫逼得他们铤而走险。尽管内部民族矛盾此起彼伏，可是蜀汉还要招揽外来人口：“建兴六年（228年）亮拔西县千馀家，还于汉中”（《诸葛亮传第五》786页）“建兴十四（236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馀户於广都。”“延熙十年（247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延熙十七年（254年）冬，拔狄道、（河间）〔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后主传第三》767—768页）王白接纳王白或者强行迁徙人口都是为了增加赋税和兵员甚至是外援“绥集羌、胡，咸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氈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邓张宗杨传第十五》921页）。其次就是地方豪强问题。说实话，自从黄巾起义以来，蜀汉人民就没有自己给自己做主，最高统治者从来就不是蜀汉本地人，前30年是刘焉父子，后50年是刘备父子。刘焉因战乱至巴蜀为官，后以“米贼拦路”为名，不再服从中央，成了土皇帝。而道路隔绝，因而他多任用巴蜀本地人士，巴蜀士人一时间构成了官员的主体，操纵着益州的方方面面。“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刘二牧传第一》742页）这可是用心良苦了，随着士人手中权力的扩大，他们不在满足于目前的利益，“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刘二牧传第一》743页）州人反叛的的直接原因是“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刘二牧传第一》743页）东州人（外来流民）在益州横行不法而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刘二牧传第一》743页）员的以至于祸起萧墙。可见在刘备入川之前，主客矛盾就已经很深了，待到刘备入川，采取了与刘璋截然相反的道路，虽然说是的巴蜀官员一一留用，可是真正进入中枢机构的还是刘备的荆襄旧部，也就是相对于蜀汉的“客卿”。刘备兵败夷陵前后，有孟达、申耽、申仪据畏罪叛降魏国。黄权投降魏国。黄元反叛、南中的少数民族、益州的豪强大姓相继反叛。建兴元年（223年）夏，“牂牁太守硃褒拥郡反”、“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越隽夷王高定亦背叛”（《后主传第三》764页）而后诸葛亮对州郡的豪强大族打击更是严重，专盐铁之利，课布帛之税，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年年动兵消耗巨大，编户齐民逃亡的现象日益增多：“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吕乂传第九》841页）吕乂传第九吕乂担任蜀郡太守，仅仅开导自首的就有万馀口，其中的水分还少么？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执政12年，没有大赦过一次，而从延熙元年（238年）到景耀四年（261年）的24年间就有10次大赦，而且大多的大赦没有说明理由，或许流民逃亡、隐瞒户口只能用赦免的方式弥补，蜀汉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了。
　　侨客政治最明显表现在官员的选拔上面，刘备在竞相打下基础，官员自然以竞相士人为主，待到夷陵之战失败，他们回乡无望，只有居家迁徙，成为蜀汉官员的生力军，而原有的巴蜀旧部或者贬斥不用，或者居高官而无实权，这个就在选贤任能方面出现了矛盾。曹魏推行了“九品中正制”，而蜀汉仿佛比它还要更激进，直接一功臣、元勋的子弟充任，又回到了西汉初年的“任子”传统。因为蜀汉一朝都忙着匡复中原，无心也无力制定选拔人才制度，但是这个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埋下了隐患。而且官员选拔制度还有另外一大特色，功劳越高的大臣的子孙官位就越高：“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诸葛亮传第五》795页）张飞儿子张绍“官至侍中尚书仆射”孙子张遵“为尚书，随诸葛瞻於绵竹，与邓艾战，死”（《张飞传第六》805页）为关羽儿子关兴“为侍中、中监军”、孙子关统“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关羽传第六》804页）赵云儿子赵统“官至虎贲中郎，督行领军。次子广，牙门将，随姜维沓中，临陈战死。”（《赵云传第六》810页）天“老子英雄儿好汉”似乎不应用于他们，在邓艾暗度阴平时，主力军对拒守剑阁，诸葛瞻（尚书仆射）临危授命，结果战死锦竹，一同战死的还有其子诸葛尚，黄权的儿子黄崇（尚书郎），张飞的儿子张遵（尚书），李恢的弟子李球。可见诸葛瞻率领的是最后的近卫军，他的覆灭对后主刘禅的震动极大，投降也是意料之中了的。蜀汉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建立起军政府性质的行政体系，官员无论文武，大都冠以将军、中郎将、都督、尉等职，而爵位则为侯、关内侯、亭侯，其中又以亭侯最为普遍。也可以看得出蜀汉正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了。
　　蜀汉的衰败。蜀汉以匡复王室为主旨，兴师讨魏，是师出有名，可是接连二三的失败，精神寄托丧失了物质基础，有水而无源，随着国力的不济，蜀汉内部的执政大臣就队国策产生了分歧，诸葛亮亡后，相继执政的蒋琬、费祎就领略到了这一点，所以从建兴十三年（235年）到延熙十六年（253年）其中除了延熙七年（244年）曹爽进兵汉中以外，没有较大规模的用兵。可是到了姜维执政后，从延熙十六年（253年）到景耀五年（262年）短短9年间就有6次动兵北伐。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在延熙十八年（255年）征西大将军张翼就与卫将军发生过激烈的“廷争”：张翼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可是：“维不听，将翼等行”（《张翼传第十五》907页）洮西大捷后姜维不听张翼劝谏，结果“维竟围经於狄道，城不能克”（《张翼传第十五》907页）维又一次无功而返。姜维屡次出征，往往胜少败多，同僚自然不满，“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张翼传第十五》907页）。护军监军杨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杨戏传第十五》910）最后杨戏被“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杨戏传第十五》910）将相不和，时间一长，后主刘禅对姜维也就不大放心了。尤其是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去世后，德高望重的大臣不在了，于是中常侍黄皓、侍中陈抵、有大将军阎宇狼狈为奸操纵朝政，而本为魏国降将的姜维是羁旅讬国，本来就难以得到后主的绝对信任，再加上“累年攻战，功绩不立”，朝廷对他不信任的人世就更多了，六伐中原相继失败，特别是景耀元年（262年）最后一次北伐失败，使得姜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姜维传第十四》901页）洮，于是君臣不相信，将相不和睦，消弱从内部几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刘禅被围困成都的时候，他不是等待姜维的救援，而是选择了投降，想必他对姜维已经丧失了信心。
　　最后的闭幕。我们说蜀汉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终结是必然的，可是又来得太突然，甚至是有些意外，因为它在灭亡的前一年还有能力去进攻曹魏。剑阁的蜀道对蜀军、魏军是一视同仁的。早在延熙七年（244年）为了改变屡次遭到蜀军进攻的被动局面，魏国就曾派遣大将军曹爽征伐蜀汉，结果被王平据守在剑阁，被迫撤还。景耀六年（263年），司马昭派遣钟会、灯艾、诸葛绪分三路进攻蜀汉。但是曹魏绝大多数的官员几乎达成了公识——蜀道艰难，难以逾越。但是蜀汉却由于奸佞专权，贻误战机：“皓徵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姜维传第十四》901页）待到诸位将领准备就绪，阴平、汉城、关口已经被钟会攻破，无奈，姜维、廖化、张翼只得“皆退保剑阁以拒会”（《姜维传第十四》901页）。虽然魏军兵临城下，可是对巍峨的剑阁还是束手无策。如果继拖延下去，钟会将和曹爽一样打道回府。而这时的邓艾偷暗度阴平则为这场战争划上了完美的句号。邓艾率军三万“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邓艾传第二十八》664页）。邓艾孤军偷袭是真正的孤注一掷，一着不慎，全军覆没，因为“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邓艾传第二十八》664页）。所以邓艾是破釜沉舟，诸葛瞻也是背水一战：在邓忠、司马师纂初战不利的情况下，邓艾怒斥“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并且“乃叱忠、纂等，将斩之”相胁，结果“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邓艾传第二十八》664页）。这是一支多有勋旧子弟组成的近卫军的覆灭对蜀汉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历史又和后主开了一个大玩笑——刘备围困刘璋的时候，“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刘二牧传第一》744页）。而到了邓艾围困刘禅的时候，则是另外一番情景：“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谯周传第十二》872页）百姓。蜀汉政权是宣布投降了，可是它的主力军队尚且存在，将士们接到后主下令投降的诏书后，“将士咸怒，拔刀砍石”（《姜维传第十四》902页）姜维假装投降，并借以挑拨钟会、邓艾之间的矛盾，企“毕其功于一役”将钟会、邓艾先后除去，再复国。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姜维、钟会、邓艾三个心怀鬼胎倒是先后在混战中死去，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遐想与探讨。在成都兵变中，被杀的蜀汉重臣极多，而剩下的包括后主刘禅也都被司马昭迁徙到了洛阳，原有的组织被打破，蜀汉政权也就不情愿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