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内部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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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斗争。汉晋之间，天下一分为三。三国不仅互相争斗不休，内部不同派系也争权夺势。</p>　　这一时期的一大代表就是东汉豪族和魏晋门阀。由其衍生出来的政治斗争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选其中有代表性的编修成文，以飨读者。
　　在正式着手三国之前，我想先写写袁绍集团。作为曾经的汉末第一大势力，群雄第一强主公，袁军内部权力斗争的精彩程度比魏蜀吴有过之而无不及。
　　袁绍集团内部，除了籍贯汝南的主公袁绍，大体分三股势力：
　　冀州派：以袁军二号人物，冀州别驾田丰为首，以及奋威将军，监军沮授。军方代表为河北四庭柱，颜良文丑张郃高览。几乎总览袁军精锐。
　　南阳派：同是出身冀州，总领大将军幕府的审配却不屑与冀州派为伍，和出身南阳的逢纪，许攸为一派。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颍川派：颍川郭家的郭图，以及辛评，辛毗兄弟，外联军中大佬，颍川人淳于琼。实力最弱，所以积极钻营。
　　梳理好这几人的派系，我们再看袁军在官渡的几招臭棋，就不难理解了。
　　官渡之战前，田丰给袁绍先后出过两次主意，一次是迅速南下击败曹操，第二次是不要南下与曹军决战。看似自相矛盾，但结合当时战略环境，两次意见都是正确的。可惜袁绍不是曹操，对这两次矛盾的计策起了疑心。而且史评田丰“刚而犯上”，其原因在于背后有冀州大族的支持。这令外来统治者袁绍感到了威胁，所以果断把二把手抓起来（这段好熟悉......)。
　　田丰的倒台令冀州派深感不安。冀州大族不支持南征的原因在于，南阳派颍川派包括袁绍都是外来者。袁绍如想在河北立足，必然着重依赖冀州人士。时间一久，地头蛇冀州派必能压倒其他各派，成一家独大之势。可袁绍南下，是拿冀州的兵来夺取天下，消耗了冀州的实力，巩固袁家的权势。冀州派在其中看不到好处。而且南征成功，袁军其他各派就会发展壮大，这也是颍川派南阳派积极支持攻打曹操的原因。
　　袁绍感觉到了冀州派的消极，就把前军兵权一分为三，分别给了颜良，沮授和郭图。事实上剥夺了沮授的监军之职，令颍川派在军中参了一脚。其目的是让颍川派督促进军，可结果是先锋军号令不一，混乱之下颜良在万军中被杀。
　　袁军第一大将颜良的死令冀州派军方深感不安，他们急于挽回在袁绍心中的地位，所以才有文丑轻军追击曹军辎重，不料中计被杀。田丰下狱，沮授被斥，颜良文丑战死让冀州派大挫。南阳派和颍川派反而幸灾乐祸，更加活跃起来。
　　作为颍川派在军中的代表，淳于琼的地位颇为尴尬。他和主公袁绍当年同为西园八校尉。在袁军中资历最老，却因此被袁绍所警惕，不肯给他重权。最后被打发到乌巢守粮草。
　　和演义中不同，曹军偷袭乌巢时，淳于琼果断出击，试图趁敌立足未稳击退曹军，不成后退居寨中坚守待援，可见淳于琼绝非草包（更没有滥饮误事）。可惜对手是曹操亲领精锐（很可能是虎豹骑），琼手下只是一群看粮兵，结果乌巢失守，淳于琼被杀。
　　乌巢被烧并未给袁军重创。因为乌巢只是袁军在前线的屯粮地。虽然曹操派徐晃史涣等多支部队深入袁绍后方骚扰，但并未断绝袁军粮道。而且冀州连年丰收，后方积蓄充足。只要学曹军削减几天口粮，等后方粮草运到，仗还可以继续打下去。
　　这时，袁绍应该做的是固守营垒，安抚军心。可是颍川派坐不住了，因为辎重被毁肯定有淳于琼的责任,一旦主公怪罪到颍川派头上......郭图当机立断，给袁绍献“围魏救赵”之计，令张郃高览攻打曹军大营。可是曹军在官渡经营日久，袁军尽出尚且不能攻下，仅凭张高二部，如何能胜？而且乌巢大火已令军心不稳，明天有没有饭吃还不一定，士兵哪有心思拼命。前有坚壁，后无粮草，张高陷入两难。
　　这时郭图再进谗言，说张郃高览有反心。（感慨一句：同是颍川姓郭的，差距咋这么大）
　　也许袁绍只是想招二将询问军情，也许确有严惩之心，也许张高心怀怨气。总之袁绍军令传到张郃高览耳力后，二将立马决定：反了。并领本部为曹军先锋，反击袁绍大营。
　　这对袁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原本就士气低沉的袁兵看到军中地位最高的两员大将反戈，再加上曹军多面进攻，顿时兵败如山倒。
　　然后逢纪说：主公，田丰在后面笑话您。袁绍大怒，令田丰自杀。
　　沮授被俘，不降被杀。
　　有种说法，要是袁绍只带一个谋士到前线，他早就赢了。可他领了这么一帮子勾心斗角的手下去官渡，果然被孟德操翻在地。
　　袁绍集团粗略的分这几派。其实每一派内部也矛盾重重，细分的话参见楼上。
　　另外有位吧友说的没错，主要原因还在于袁绍没有能力压制住手下文武。袁军的内斗大大消耗了自身的实力。
　　官渡之战不仅让袁绍丧失了大批精锐，冀州派高阶文武几乎被一扫而空。加剧了河北大族对袁氏的离心。袁绍死后袁氏内部矛盾激化，颍川派支持袁谭与南阳派支持的袁尚争位。这时的袁尚单论实力和曹操尚有一战之力。但为何曹军北上后，袁家如沸汤沃雪呢？其一在于有出身河北的张郃高览带路，其二就是河北大族们对袁氏丧失信心，纷纷投靠曹操。（当然也有袁氏兄弟太不争气和曹操太厉害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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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霸一时的汉末袁氏辉煌不再。袁军高层中投靠曹操能得好结局的，也就张郃辛毗寥寥数人而已。
　　既然已经写了袁绍，那和他一生纠缠在一起的男人，曹操，就不能不提了。
　　作为历史上唯一得享帝号的宦官，曹腾为他的孙子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和人脉资源。虽然没有袁家四世三公的庞大，但也足以让曹操在乱世中拉起一支人马。再加上曹氏家族在谯郡的势力，曹操迅速扩大成一方诸侯。这点袁绍就不如曹操了，因为汝南袁氏宗族都支持袁术去了......
　　所以曹魏军队自初始就带有鲜明的宗族特色（这种特色和东吴的大族私兵截然不同）。曹操时期的夏侯惇，曹仁，夏侯渊。后曹操时代的曹真，夏侯尚，曹休，虎豹骑的统领曹纯，魏国第一任骠骑将军曹洪等等。一方面是曹家夏侯家确实人才济济，另一方面说明曹氏信赖自家人，兵权尽握于曹姓手中——直到曹爽这个不争气的。
　　外姓将领鲜有手握重兵的。连早期就追随曹操的乐进，于禁等拥兵也不广。于禁是最受曹操信赖的外姓将领，最多时督七军。夏侯惇可是督过二十六军的。
　　曹军前期兵权归属从两个事件可以看出：
　　其一是濮阳之战。吕布趁曹操主力伐徐州，抄了曹操的兖州老巢。夏侯惇荀彧程昱力保三城不失（注意：这时的后方兵权牢牢握在夏侯惇手里）。
　　有人说这一时期是曹操一生最危急的时刻。我觉得不然。因为这时袁绍-曹操-刘表的联盟尚稳，对抗公孙瓒-袁术-孙坚联盟。而且吕布缺乏攻占兖州的条件，更像是抢一把就走。曹操回军后吕布大败，投徐州去了。
　　其二是官渡之战。袁曹正式破脸，曹操面临一生最强大的敌人。袁绍不仅在官渡正面战场大举压上，在其他战场也有动作：派高干从并州攻略西线，袁谭负责东线青州战场，后派刘备南下去老家汝南骚扰曹操后方。曹操的应对是钟繇镇关西，臧霸守青州，李通满宠赶跑刘备。曹仁留守许都，自帅夏侯惇夏侯渊曹洪等领兵大将与袁军对峙。
　　所以说曹军内部没有袁军那种争夺兵权的弊病，（于禁夺朱灵军是个例）。外姓派和宗族派（这两个派其实不存在，以曹操的手腕也不可能让军中出现派系）权力大小迥然分明，保证了曹军的号令严明。
　　有兵则能倾权，有权则能聚财，有财则能养兵。
　　大概是民风尚武，谯郡老家没能给曹操贡献政治谋略方面的人才，老曹只能把目光投向外地。
　　这里就要简介一下“颍川”了。在汉末三国时期这就是一块金字招牌。颍川向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可以说“得颍川者得天下”。和其他大族一样，乱世中颍川大族，如荀家，陈家，钟家，辛家，郭家也多头下注。比如荀彧他亲哥荀谌就在袁绍手下任谋主。
　　因为乡党情节，颍川谋士大多把第一份求职简历投到了袁绍集团公司。有的留下了，比如荀谌郭图辛评，有的跳槽到了曹操集团，比如荀彧郭嘉。在曹操身边形成了荀彧荀攸戏志才郭嘉钟繇陈群等为代表的颍川谋士团。
　　这里插一句，陈群在刘备手下的时候，被任为豫州别驾。写田丰的时候我说了，别驾是州的二把手（以后张松的时候我会详细写）。可见颍川人才是各势力争相拉拢的目标。
　　颍川派不管战略还是战术都给曹操集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迎帝许都，力保三城等等就不细说了）。曹操对颍川信赖之深以至于令其一家独大，形成了“武谯郡，文颍川”的格局。荀彧任尚书令，揽朝政。陈群任司空西曹掾属，管人才选拔。祭酒郭嘉军师荀攸负责战略战术谋划。
　　后来曹操想方设法把徐庶拉到曹营，未尝没有徐庶出身颍川这一原因。我都怀疑曹操是不是有收藏癖。。。
　　但是这帮颍川人有个问题：职位普遍不高。因为曹操当时也只是司空。而且跟其他诸侯不同，许都城中不光有曹操势力，还有个汉帝，和一帮子不安分的汉室忠臣。
　　许都城里真正的派系斗争产生于曹派和汉派之间。
　　从曹操迎帝许都，这种矛盾就开始显现，到衣带诏正式爆发。这段时间，曹系人马大多位低而权重，汉系大臣位高而无权。地方实权都握在曹营手里，帝令不出许都，管事的是司空府。
　　汉臣里有从洛阳长安颠沛流离一直追随汉帝的老臣，比如司徒赵温。也有天子落脚许都后前来效忠的汉臣，比如从袁术那里把玉玺还归汉室的太常徐璆。汉派里也分很多派系，比如激进武斗派代表车骑将军董承，政治斗争派代表少府孔融，夹在曹汉之间，但一直以汉室忠臣自居的荀彧。还有一帮中间派，等等。
　　曹司空对这些对这些反曹汉臣的应对很简单：老子把住兵权和地方政权，许都城门一关，管你们闹去。有矛盾找荀彧，敢闹事的坚决除去。这也是为何堂堂车骑将军奉衣带诏起事，依仗的只有长水校尉种辑的一千人马，自然很快被灭。等到曹操成了丞相，把最大的刺头孔融找个理由砍了，汉室的反抗几乎烟消云散了。
　　曹操靠颍川谯郡两大支柱，一文一武相辅相成，建立起了强大的曹魏政权。但是，在外有群雄争霸，内有遗臣不稳的情况下，两派尚能携手对敌。当曹魏政权稳固后，派系矛盾逐步显现，并逐步升级激化，最终爆发。毫不讳言，魏国的灭亡于两大派系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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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武雄才大略，我举两点：一是“唯才是举”，二是屯田制。为曹魏打下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可是，汉末察举制已经沦为世家大族控制朝政的工具。唯才是举侵犯了豪族的政治权益，屯田制阻碍了大地主土地兼并。曹操对此也了解，所以对士族多加笼络，却没能消除这一矛盾。曹操在时，尚能压制。但到了他晚年，矛盾逐步显现出来。
　　这就是以颍川派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和以谯郡派为代表的新兴庶族（比起传承数代的名门，曹家也只算暴发户，更不用说张辽等草根了）之间的斗争。
　　斗争的爆发，起自世子之争。曹操有心传位曹植，支持曹植的有杨修（虽非谯郡人，但政治主张相同）丁仪丁廙等，这让曹丕和谯郡派有了心里隔阂。而且部分谯郡派将领对曹彰的支持更令曹丕忌惧。就在曹丕继世子之位后，邺城爆发了魏讽谋反。这一系列事件，让曹丕和沛国谯郡人士的心理鸿沟逐渐扩大。
　　倡导嫡长子继承制的颍川派和曹丕一拍即合。这时颍川派的领袖是陈群，他极力维护士族对政权的独有性，并通过“九品中正制”确立下来。这标志着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彻底破产，延续数百年的门阀政治开始。
　　曹丕任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河内司马家和颍川大族天然相近，这时颍川派可以改称士族派了）。原本与军权无缘的颍川派不仅握有政权，而且开始掌握军权了。谯郡派（或称庶族派）对军权的垄断被打破。
　　曹丕对宗室的苛刻在历代皇帝中很少见。他的施政严重依赖士族派。谯郡集团在政权和军权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但毕竟是皇亲贵戚，多人身居要职，仍可以和颍川派对抗。
　　关于曹丕对谯郡派的打压我举一个例子：曹丕称帝后封曹洪为骠骑大将军，但很快废洪为庶人，还差点杀了曹洪。原因是以前有次曹丕向曹洪借钱，曹洪不给，曹丕因此记恨曹洪。虽然曹丕气量不大，但因为这种事就要杀曹家第二统军大将，曹丕不怕落下千古笑柄？
　　真实原因在于：大家看演义应该有印象，有次曹洪出征汉中，曹操为给曹植积累战功，派植为监军，但因为曹植饮酒误事而未成行。这被当成曹植难堪大任的例子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洪和曹植关系是比较好的，在世子之争中曹洪虽没有明确支持，只怕也是偏向曹植的。这触犯了曹丕的逆鳞。以曹洪为代表的谯郡派自然是要倒霉了。
　　魏明帝时期，魏国政坛上，以司马懿为首的士族集团和以曹真为首的宗室集团明争暗斗。
　　支持司马的有陈泰（陈群之子），荀顗（荀彧之子），钟毓钟会（钟繇之子），贾充等等，以司马懿为士族集团利益的代表。
　　曹真死后，在中央形成了以曹爽夏侯玄为首，地方有忠于曹氏的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将领。两大集团伺机而动。
　　曹爽架空司马懿，司马懿装病，以及高平陵政变的过程我就不详细记叙了。但要注意一点：这是“政变”而不是“篡权”，高平陵事件中，司马懿得到了很多曹魏老臣的支持。因为曹爽一派实在闹得不像话，得不到群臣的支持，失去了民心，而且曹爽和司马懿个人能力差太远。
　　事实上，司马懿到死都是一副曹魏忠臣的面貌。司马氏篡位，始自司马师司马昭兄弟。
　　曹爽夏侯玄死后，魏国中央政权以被司马氏牢牢控制。淮南三叛是谯郡派将领最后的挣扎，但很快被司马父子先后镇压。
　　司马氏上台后更加亲信士族派，并吸取曹魏教训，大肆分封宗室实权。最后酿成了八王之乱。
　　晋代魏，标志着颍川士族集团的完全胜利，谯郡庶族集团的彻底失败。寒门庶族淡出政治舞台，世家大族把持朝政达数百年之久。直到科举制的完全建立。
　　曹家三代主公挺“有意思"的
　　曹丕推翻了他爹的政策，曹睿对他爸的方略也不感冒
　　曹睿称帝后，很信任宗室，提拔他们高官。让诸曹夏侯重温了太祖时的辉煌。可士族派经历曹丕一朝，根基已稳，不可能将政权兵权交出。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导致魏国覆灭。
　　其实，假如曹家皇帝能多活些年，将各自施政方针贯彻到底：曹丕用门阀压制宗族，这样就不会有皇亲篡位。曹睿用宗室制衡门阀，这样就没有外姓谋权。可惜士族派和庶族派各自壮大，有一较输赢的实力和欲望，这就完蛋了。消耗的是曹魏实力，得利的是司马家。
　　司马懿熬死了曹家三代帝王，只能说天命司马氏吧......
　　蜀汉的派系可以类比袁绍看，派系分明（当然不是绝对）。
　　首先是北方派（或称原从派，元老派，老班底）。从刘备起兵到立足荆州前，跟随他的人。可分为冀州派，豫州派，徐州派等就不细说了。因为刘备一生多造重创，很多原本的手下也风云流散。有的改为效力他人，比如陈群陈登徐庶等，有的直接叛投敌人，比如糜芳。但总的来说大多随先主南征北战，忠心耿耿。
　　武将的代表如关羽，张飞，赵云，陈到，深受刘备信赖，能力也高，被委以重任。文官比如糜竺，简雍，孙乾，虽然能力不算顶尖，但劳苦功高，立国后也都封以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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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比如关羽和糜芳的矛盾是导致关羽败亡的原因之一。
　　随着曹魏统治的稳固，而且蜀汉偏处西南，北方的人才不可能南下投奔。关羽张飞等相继去世后，北方派日渐衰弱。虽然有他们的后人在朝为官，但到了蜀汉中后期，北方派已经没有影响国策的实力了。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陈寿用词一向严谨到了苛刻的地步。在三国志中，能得他赞一句“国士之风”的，寥寥数人，无不是真豪杰。
　　读三国无人不识关云长，而且限于本篇主题，我就不多言了。单写关羽和同僚的不合，根源还在于关羽自身性格。第一例就是那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说明他压根看不起黄忠（演义里二人刀来箭往那一架是虚构的）。但别忘了，黄忠刚刚斩杀夏侯渊，成为刘备大赏功臣的典型，荆州派将领里的一号人物。而且黄忠久为荆州宿将，在荆州名气很大。当家乡大将干掉敌军首领的消息传到荆州，可想会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但是传到统领荆州的关羽耳里。。。
　　而且别忘了，当时正值刘备初立足巴蜀，借大封功臣安定人心的时候，武将第一人居然拒不受封。刘备听到会怎么想？就算曾经一起同床睡过也会心生芥蒂吧。再加上之前想找马超比武，刘备诸葛好歹给安抚下。用词哪是主公对臣子，明明是要好好哄着。这样的下属，哪怕再有能力，主公也。。。
　　再说糜芳。糜家兄弟追随刘备走南闯北，给钱给粮给女人。可以说刘备能从一个卖草鞋的干到一镇诸侯，糜家居功甚伟。糜芳被封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刘属荆州的中心），是荆州军团的二把手。刘备留下这两位老资格的北方派将领，就是希望一军一政，二人将牢牢控住荆州。

（网上找来的地图，我觉得很全面就直接拿来用了）

　　可是关羽只把糜芳当个后勤大队长使唤，非训即斥。我不清楚关糜是什么时候结怨的，但以刘备的识人之明，不应该留下两个有仇怨的人守卫要地。而且糜芳早期对刘备的忠心是无疑的。是意志的消磨，对关羽的恐惧，还是为了保全荆州？总之当他打开江陵大门的时候，关羽唯一的活路也被切断了。
　　张飞的问题比关羽有过之无不及。张飞能力是顶尖的，以少胜多干翻了深入巴西侵扰的张郃。任车骑将军（一品武职），司隶校尉（督查百官），巴西太守（地方行政），西乡侯（是个乡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张飞会担任司隶校尉。这个官职，干好了得罪同僚，干不好得罪主公。以张飞性烈如火，嫉恶如仇的性格，肯定是前者了。刘备是想用张飞的这种性格整顿吏制？元老派已经处于劣势，再得封这种高官，难免引人侧目。从张飞被杀后刘备起兵伐吴大臣们的反应可见一二：张飞和同僚关系处的不能用“融洽”来形容。
　　能够跟着刘备一路跑到荆州的北方派都是精英。但因为种种原因，很快凋零。甚至在蜀汉建立前，已经不能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势力了。只有那一个个名字，作为三国最辉煌的人物，为后人所铭记。
　　至于元老派文臣之首，糜竺简雍孙乾，虽劳苦功高，资历最深，但无意政斗——就算他们想参与政治斗争，又岂是诸葛亮的对手。所以刘备也乐于封他们高级武职：安汉将军，昭德将军，秉忠将军。因为那时还没有冗官现象，文官一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在其位要谋其政。封个“将军”高位确是优容老臣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不要奇怪为何这三人明明是文臣，最终官职却是将军。
　　这三人被封为清贵武职，也标志着元老派退出蜀汉政治舞台。他们要么早终，要么再不见于史书记载，可见也是安于终老了。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从建立到衰亡，荆州派一直是蜀汉的中坚力量。包括刘备招募的人才，荆襄本土大族，原刘表手下官员等等。文官代表比如：诸葛亮、庞统、蒋琬、陈震、伊籍、马良、马谡、向朗、廖立、杨仪。武将代表比如：黄忠、魏延、向宠、邓芝、霍峻、冯习、张南、傅彤等（这里文武分立不是很科学）。荆州派内部也有不和，比如魏延和杨仪视同仇寇（魏延和同僚关系之差不亚于关羽），这先略下不表。
　　这批以荆襄九郡人士为基础的官僚集团，以诸葛亮为首，团结在刘备周围。刘备能够收拢这么多荆州官吏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占有荆州。荆州丢失后，荆州派官吏向他效忠的主要纽带没有了。为了拉拢他们，刘备必然要趁东吴立足未稳收取荆州。对此激烈反对的都是其他派别的，荆州派在刘备伐吴一事上大多持赞同意见（可见诸葛亮的持重）。跟随刘备的冯习、张南、傅彤等都是战死在夷陵一战，这是荆州武将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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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一朝，荆州要人寥寥（潘浚是个例外），一方面是荆州精英随刘备入蜀，另一方面孙吴政权对荆州人士的提防，也说明刘备在荆州得民心。
　　刘禅登基诸葛亮执政，尤其是在压倒李严一派后（关于诸葛亮和李严的政治斗争我在写李严时详讲），荆州派彻底掌握国家大权。诸葛亮北伐时候留守的将领是向宠，政治上的留守是蒋琬等人，行军主将是魏延，主簿是杨仪，完全执掌了蜀汉军政权力。
　　诸葛亮死前，指定蒋琬为接班人，这是很擅权的行为。可诸葛亮说的理所当然，蒋琬听的心安理得，刘禅也是安然接受，这在三国君主中是独一份的。
　　诸葛亮指定了接班人，以及接班人的接班人，可见他想让蜀汉政权权力握在荆州派手里并稳定的传承下去（费祎虽出身东州派，可已经是完全的荆州派了）。但军事权力就有变数了。
　　荆襄之地少军事人才，硕果仅存的魏延死后，蜀汉军事大权不可避免的要分到其他派手里。
　　最高军事统帅比如大将军蒋琬费祎，车骑将军邓芝等还是荆州派，但像东州派的吴班吴懿，半益州半北方的王平，益州出身的张翼张嶷，以及姜维等等都开始参与掌握蜀汉军权。
　　诸葛亮确实是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他在以强力手腕平掉与东州派和益州派的权力斗争，确保政令如一。蜀汉中央政权始终牢牢握在荆州一系手中，用地方政权拉拢益州本土人士。在军权不旁落的前提下，大量任用对蜀汉忠心的各派将领，使北伐大业能一直比较平稳的进行下去（对比东吴的北伐）。他生前身后的施政方针，联合了内部的各个派系，稳固了国家政权。
　　蜀汉能以西南一隅之地，小国寡民，而与中原抗衡数十年之久，诸葛亮功不可没。可以说，诸葛亮一力支撑了刘汉国祚四十余载的延续。
　　丞相真天人也。
　　“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
　　后世很多人将刘备伐吴定为刘备一生最失败的举措。可如果从当时环境分析，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刘备拿下蜀地日短，蜀人民心未附。东州派尚未完全融合，益州派更是在观望。刘备必须依靠荆州派才能维持统治，可东吴的闪电战重创了刘备和荆州派相互依存的根基。而且手下第二精锐的关羽军团覆灭，刘备面临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危机。
　　刘备的应对方法就是亲征。经过汉中之战锻炼的刘备军团在战力上是高于吴军的。曹丕称帝客观上为伐吴提供了时间。荆州民心思汉，手下荆州派将领敢战，击败东吴夺回荆州就能将损失降到最小。战争历来是最险的政治手段，也是最好的——如果打赢的话。
　　每当江东面临存亡关头，上天都会降下一位年轻英才力挽狂澜，比如周瑜，比如陆逊。前者令曹操终生无法踏足江南，后者让刘备再也没能回到成都。
　　正是蜀汉最精锐的两支军团覆灭，令曹魏军方判断：蜀军已非强敌，靠蜀中那些没打过仗的农民是兴不起浪头的。所以曹丕时期，对外征战都是大都对着东吴去。
　　在曹军印象里：诸葛亮只是个善于搞后勤的，刘军里会领兵打仗的也就赵云了。所以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国会那么震惊，雍凉防御会那么空虚。张郃司马懿军团从荆州战场驰援陇西。曹真领着中央军从洛阳出发，直扑斜谷。因为情报显示赵云在那里，而赵云所部一定是蜀汉主力。
　　可惜诸葛亮能力再高，也无法将参军数年的农民训练的能对抗曹魏百战精锐。赵云的疑兵虽然成功吸引住了曹真主力，初次领军的马谡和久经沙场的张郃比却显得太嫩了。时机最佳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从此诸葛亮再也没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
　　东州派是蜀汉内部仅次于荆州派的第二大力量，主要是原刘璋手下官员。大体分两类：
　　1，跟随刘焉入益州的数万户百姓——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
　　得提一下刘焉这个人，东汉末年地方割据的始作俑者。他向朝廷请求出镇益州本就居心不良有不臣之心。汉帝将天南三州交给宗室，就是期待洛阳有难时，有刘氏地方强权以为外援。但十八（十三）路诸侯起兵时，三刘一个都没来。可见汉室衰微，天命已不在刘氏。
　　2，外地来益州的名士，或为避乱，或为游学。来到成都后，被刘焉刘璋留下，委以官职。
　　总之当刘璋政权覆灭后，他原手下不愿归顺的不算，又有早就效忠刘备的和成都投降后才归顺的。这两部分人统称为东州派。因为这一派人士大多出身荆州，和原刘备手下荆州派有天然的地域亲近感。蜀汉刘氏对东州派极力笼络，使其融入到荆州派中，成为蜀汉政权的组织基础。所以有的资料里将荆州派和东州派统称为荆州派。以我个人观点，东州派和原从荆州派还是有区别的。
　　东州派里有一批富有政治军事文化才干的能臣名将。比如：法正、董和、李严、费观、费祎、孟达、吴班、吴懿以及许靖、刘巴、孟光、来敏等等。
　　在刘备入蜀之前，东州派就和益州本土派有着不小的矛盾（具体益州派的时候写）。刘璋被灭后，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障自身利益。刘备初到益州，也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官僚集团，所以两者一拍即合，如鱼得水。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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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正是引刘备入川的主谋之一，功劳显著。而且本身极富才干，所以刘备“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蜀郡下辖成都，首府的行政大权），尚书令（中央政治首脑），护军将军（参与军事），“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而且法正是刘备时代唯一一位有谥号的大臣。恩遇之厚，先主时期只此一人。
　　我们知道，刘备入主成都之后因刘璋时期政令昏聩，蜀中多行不法，诸葛亮是坚决严厉刑法的。可这一举措多是对着益州派去的，大棒在先，胡萝卜在后。对东州派多是拉拢安抚。比如法正的“睚眦之怨，无不报复”就被刘备诸葛亮选择性的忽视了。
　　从法正劝刘备纳吴氏为皇后也能看出刘氏对东州派的积极态度。汉朝的外戚是一支非常有特色的政治力量。刘备立吴氏为皇后后，吴班吴懿由“原刘璋手下投降将领”一跃为“汉朝皇亲贵戚”。这是很高明的一招。吴氏家族从此对刘氏忠心耿耿，吴班为骠骑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分列蜀汉军权的一二把手。为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刘焉刘璋统治蜀地27年，刘备刘禅在益州50年。这77年里，东州派作为资历最久的政治力量，贯穿始终。
　　法正之后，东州派的领军人物是李严。
　　李严尚未登场三国杀，而且受演义影响，很多人对他的评价不高。其实李严在蜀汉历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的宦海沉浮也能反映出东州派在蜀汉的走势。
　　李严归附刘备的早期并未受到重用，虽然他展现了不错的地方施政能力和一定的军事才能。直到刘备败回白帝城，才骤然升李严为尚书令。随后作为唯二受托顾的重臣，“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貌似和丞相诸葛亮分统军事和政治大权。出身东州派的李严，笼络了一部分益州派人士，一跃成为仅次于荆州派领袖诸葛亮的当朝第二大政治势力。帝王制衡之道，怎么可能让诸葛亮一家独大。
　　但随后还有这么一句：“留镇永安”。这就值得玩味了。一个名义上的全国军事领导人，不坐镇首都，却去镇守边疆小城，而且当时吴蜀议和已成——东线无战事。没有仗打就没有兵权，没有兵权，“统管内外军事”就是个笑话——很显然，李严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随后李严为夺取实权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屡出昏招。最后被诸葛亮攒起来收拾，以督粮一事废李严为庶民，流放边疆。在蜀汉内部权力斗争中彻底失败。（在蜀汉重大政治事件之李严事件中我会详写）
　　扳倒了李严这一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后，诸葛亮彻底完成了对东州派的整合，为核心政权的交接铺平了道路。标志就是费祎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接班人。保证了随后几十年蜀汉内部的稳定。
　　蜀汉中央官职，总揽朝政的丞相（诸葛亮），和掌中枢事务的尚书令（法正，蒋琬，费祎，刘巴，陈震，李严，董允，吕乂，陈祗），全部是荆州或东州派。
　　重要军职，前将军（关羽），大将军（蒋琬，费祎，姜维），骠骑将军（马超，吴班），车骑将军（张飞，吴懿，夏侯霸），后将军黄忠，征西大将军魏延，中护军赵云，中领军向宠。很少益州派将领。
　　蜀郡，巴郡，广汉，犍为，四大要郡的历任太守中，荆州东州派占一半，益州派占一半。
　　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天府之国。崇山峻岭之间上天赐下一片富饶的土地。
　　而且自古四川人民有着抗击外来势力的优良传统。这种独具特色的民生民风，深深的影响了巴蜀人士的政治文化面貌。
　　汉末时期，益州的经济文化比中原地区相对落后，。而且没有经历因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而自我武装壮大这一过程，益州地区的士族集团比起北方和江东的世家门阀大族，有不小的差距，没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所以益州派虽是地头蛇，但在和外来“强龙”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
　　刘焉统治期间，东州集团仗势欺人，与益州人士间矛盾尖锐，冲突时有发生。刘璋时期，将领沈弥、娄发、甘宁起事反对刘璋，被益州人赵韪打败后投奔荆州。但后来赵韪见东州人和益州百姓矛盾更加剧烈，遂联结益州世族，起兵叛乱，蜀郡、广汉、犍为等多郡相应。幸靠东州兵拼力死战，才把叛乱镇压下去。
　　所以在刘备入川之前，益州内部早已矛盾重重。而且以刘璋那种无能的统治手腕，早晚会有总爆发的一天。正是认识并顾虑到这一点，部分东州派官员果断抛弃刘璋，积极运作刘备取而代之。那么，同样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益州派呢？
　　从刘备取川前后，益州派人士的表现我们大体可归纳出四种类型：如张任的坚决抵抗誓死不降；如郑度的隐居避世终身不仕刘备；如黄权的劝谏刘璋不成后来归顺刘备为蜀汉效力的；再如张松等积极投靠刘备使其成为西川之主的。
　　我们来说说张松。他和张任同是成都人（参见镇楼图），不知是否同族。如果是，那说明益州大族内部对刘备入川的态度都分歧严重。
　　张松这个人和其他典型的益州仕人有明显不同。首先他和东州派的法正孟达关系不错。其次，他的野心远在他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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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中多奇才，张松为其一。头脑灵活，见识渊博，过目不忘，智能过人。就算眼高于顶的曹操杨修刘备诸葛亮对张松的才能也是肯定的。可惜他有个先天性的最大缺点。“放荡不羁”这个词，长得帅这么干就是潇洒，长得丑的就是恶习了——很遗憾，张松是后者。
　　人上之才，人下之姿，强烈的自负与自卑混杂起来让张松给自己找到一条人生道路：当我权倾天下名满全国，谁还会记得我的长相？野心和欲望是人类进步的最强动力。这野心刘璋满足不了，小小益州给不了。广告不是说“心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张松出川，找舞台去了。
　　本着“要抱就抱最粗”原则，刘璋张松都选了曹操作为首发目标。张松不遗余力的在曹操面前展现自己，以博得另眼相待。很可惜，曹操历来对于聪明且张扬的人没有好感——一个被撵到南方弄死了，身边有一个忍了好久之后弄死了，这一个长得丑还敢这么聪明，忍住弄死的冲动，打出去了事。
　　他不要，有人要。对于有这种“恃才傲物，放荡不羁”性格的人，刘备处理的得心应手。最后张松对刘备死心塌地，认定就是自己追随一生的主公。入伙得纳投名状，张松的投名状对刘备来说就是天降馅饼：益州的山川地形，关口险隘，兵力部署，钱粮囤积。这点也可以看出张松不是那种只会舞文弄墨的酸儒，确是拥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才能的干才。
　　而且，这么全面的最高等级机密，不是一人一家就能弄到的，即便他是益州的二把手。张松背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运作这件事。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张松背叛刘璋，“益州财团决定从刘璋公司撤资转而投股刘备集团”，来的更贴切。张松只是他们台前的策划和代言人。
　　说到这个“益州二把手”，很多人拿它当张松恩将仇报的证据。其实，“别驾”这玩意权力的大小全看老大的安排。田丰是冀州别驾，还不是袁绍一言下狱，一言生死。前面说了，刘璋对益州人士戒心很重，就连对他直言劝谏不要引刘备入川的忠臣都给赶出成都以为他们对自己不利。给张松别驾之位不过是为了安抚益州本土士族，实际是拿来当使者和秘书用。话说回来，就是给了张松有了实权只怕也不满足。他为野心“求荣”是真，至于“背主”，大家各有看法吧。
　　关于张松写的有点多，只是谈谈个人看法。继续回归传统的益州派。
　　对刘备入主，益州本土势力大体有两种态度：一部分试图引入新的势力，结束东州派的独断专行，为本派赢得更多的政治地位和生存空间。另一部分人，对更强力的刘备集团抱有很深的抵触情绪（从刘璋手下益州籍将领的激烈对抗可以看出）。终蜀汉一世，这种抵触情绪都没有消除。
　　正是由于这种消极态度，蜀汉统治者对益州人仕采用了选拔笼络和戒备打击的双重手段。首先是严格法律，然后对忠心于朝廷的，不吝赏赐，选拔任用。对心怀不轨，不利国家稳定的，坚决下杀手。
　　如果张松不死，以他的功劳才能，加上标杆作用，他的地位绝对不低。在蜀汉建国后，会形成以张松为核心的益州派势力，成为朝堂的几大派别之一。很可惜，张松身死，益州人士与刘备关系不融洽。益州派始终没能出现一位领袖。如果说真要选代表人物，当属黄权了。
　　黄权投靠刘备后还是很尽心竭力的，刘备对他也比较亲信。比如东征时将江北军权交给黄权。这是少有的蜀汉前期益州人掌握军权的例子。然而夷陵败后，黄权被迫投了魏。又一位可能的益州派领导人不在了。提一句，黄权留在蜀汉的儿子黄崇在蜀汉灭亡前战死殉国。可见黄家对刘氏的忠心。
　　自此，益州派在在蜀汉中央政权中再无代表。益州人的最高职位只是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没有实际大权。
　　地方政权上，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蜀汉还是善于任用益州人士的。比如诸葛亮破格提拔蜀人杨洪为蜀郡太守，将首都安危交到他手中。杨洪也不负所托，出色地完成使命。
　　蜀汉四大要郡，蜀郡、巴郡、广汉、犍为的历任太守，益州人占一半。这就是“蜀人治蜀”方针的体现。
　　在蜀汉四大镇戍都督中，负责镇守南中的庲降都督，政绩突出者都是益州籍。平安三侯中，庲降都督马忠，汉中都督王平都是益州人（王平比较特殊，是北方降将，但老家在巴西）。
　　蜀汉后期，最高军权虽然还握在荆州派手中，但军队的主要控制权已经很大程度下放给益州派，比如张翼，张嶷，句扶，王平，马忠，李恢等。虽然为了贯彻北伐和联吴两项国策，北方和东方的控制权还是由荆州派主导。但南方和西方，以及部分北伐军权，已经充分任用益州将领了。
　　同时在朝堂上，益州派的文官也比较活跃起来，他们本就对蜀汉的忠心度最低，历次北伐多是在拖后腿。蜀汉末期这群人占了主流的声音，导致刘禅向曹魏投降。典型人物就是谯周。
　　写到这里我感觉有些棘手。因为历来对这批蜀汉投降派官员的褒贬两极化。
　　一方面，他们多是出身益州的本土家族，见到蜀汉无休止的北伐，造成益州民生凋敝，所以力主休兵安民，魏军兵临城下，力劝后者投降（大家想到了江东群儒了吧），使成都百姓免于刀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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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讲，效忠蜀国和效忠魏国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否得到应得的政治利益。刘备诸葛亮创立的数十年基业被谯周一言断送。自古不少史学家对他的批评态度也来源于此。
　　是非功过，留给大家来评说吧。
　　蜀汉后期的实力衰弱，除了国力不足，派系斗争也是重要原因。蜀汉官员的主要来源应该是益州人才。然而统治者对益州人士缺乏信任，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也缺乏归属感。这是导致蜀汉覆灭的原因之一。
　　有几位大众熟悉的蜀汉人物却没有列入以上四个派系中，最有名的是马超和姜维。
　　有些地方把马超归为北方派。实际上马超和早期就跟随刘备的北方原从派有显著区别。蜀汉四大派别有显著的时期性。马超是在刘备取益州时归顺的，显然不能算北方派。
　　也有人把马超姜维（再加个马岱？）列为凉州派。先不说这个“派系”人数问题，二人加入刘氏集团相差了13年，而且马姜从未有交集。
　　马超姜维虽然都是降将归刘（当然没有“降将派”这一说），都是当时名将，也都做过高官，但两人的境遇天差地远。
　　马超有名的战绩都发生在他作为一方军阀纵横雍凉之时。归降刘备后，虽然与关羽张飞共为“爪牙”，但马超“有信、布之勇”，刘备不敢用也不能用他。史书记载他“以羁旅归国，常怀危惧”，又牵扯到彭羕事件，最后过早病逝，没有给蜀汉政权做过很大贡献。
　　姜维虽然得诸葛亮赏识，但并不像演义里那样诸葛亮将军国大权付与姜维。实际上在蒋琬费祎时期，姜维多被压制。直到费祎事件之后，姜维的军职才骤然拔升直至大将军。以降将出身，却能在一帮荆州益州派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蜀汉军武第一人，并握有北伐兵权。姜维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同样绝伦。
　　最后，附上蜀汉几次著名的政治事件，作为蜀汉篇的结束吧。
　　彭羕事件：
　　突出反映了益州本土派高估了自己在蜀汉的地位，试图夺取蜀汉核心权力的野心行为。当时刘备集团虽然接受了刘璋政权的旧官吏，为了维持统治任用本土人士。但实际上，以荆州派为核心的蜀汉统治层一直对益州派采取打击和拉拢的两手抓态度。于是彭羕试图联合有职无权处境尴尬的马超，共同进行夺权行动。然后反手被马超卖了。因为马超很清楚，自己在益州也是外来人员，就是刘备被推翻了，好处也轮不到自己。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在蜀汉任个骠骑将军。彭羕这也属于病急乱投医。可见益州派不仅缺乏领袖人物，谋略实力都差得远。彭羕的死，标志着益州反对派对抗刘备政权的失败，为蜀汉政权清除掉隐患。但益州人士的心理阴影加深了，也加剧了刘备对益州派的不信任。对蜀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孟达事件：
　　孟达是东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最早投靠刘备的益州将领。但比起很快融入蜀汉核心圈的法正，孟达的待遇就远远不如了。也许是刘备诸葛亮看出了他的心术不正野心勃勃，而且法正早死朝中无人替他说话。他和刘封被打发出去守上庸，并且让两人互相监视牵制。观孟达一生，从刘璋投刘备，由蜀降魏，再弃魏投蜀，可见其投机和野心。刘封又是个空有勇力，政治才能低下，注定与皇位无望的弃子。这对孟达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在唆使刘封坐视关羽身死之后，又投降曹丕。曹丕自然是大喜过望，大加封赏。这次事件对蜀汉的影响的沉重的。第一，失去了上庸这个战略要地。上庸郡是链接荆州战区和汉中战区的关键（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如果孟达能守住上庸，很可能就不会有街亭之败），平时可作为缓冲地带，战时就是北伐的出兵前线。蜀汉的北伐更加困难。第二，孟达叛逃，刘封身死，既关羽军团覆灭刘备军团重创后，蜀汉军力的又一次打击。第三，给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声望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丧失了一部分民心，鼓舞了魏国士气。第四，法正去世，孟达投魏，东州派早期领军人物尽失，加速了东州派融入荆州派的进程。
　　李严事件：
　　虽然李严也是东州派出身，但他从益州地方官和驻军将领干起，在益州人士中积攒了一定的人望，在他周围也聚集了一批益州派。所以他比较倾向益州派的利益。看他的简历并没有发现他在刘备时代有多么受重用，最多是在管理地方政绩上比较突出。他的发迹是从同受托孤开始。因为他的籍贯是荆州，和荆州派有天然的地域亲近；很早进入益州，和益州当地人关系不错；出身东州派，在刘璋降将里才能出众。对刘备政权也比较拥护。大概刘备翻遍朝中百官，也没找出比他还合适的人物。所以把他骤然提升到高位，俨然成为朝中第二大势力——帝王制衡之道，不可能让诸葛亮一家独大。也许突然高升刺激了他的野心，他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政权斗争。但李严根基不牢，手段不够。最后因为督粮一事被削职为民，流放偏疆。这个事件的结果，明确了以诸葛亮为核心的蜀汉中央的领导，保证了数十年内基本政权的稳定。
　　魏延杨仪事件：
　　蜀汉军中功勋第一将和最具后勤才能的两个人，争夺诸葛亮死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利空白。可惜魏延虽然善于前线领兵战场厮杀，但于安抚民生，操纵政权方面是弱项。杨仪富于组织才能，但外无统军之才，内无将帅胸襟。而且两人都性情偏激，与同僚关系不佳。同在诸葛亮麾下时还能各安其职，诸葛亮不在后，二人都不是继任的最佳人选。而且这种公开的争斗已经严重影响到荆州派对政权的掌控。为了消灭这个忧患，魏延必须被除去。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整体国策已经开始转向休兵生息，还在喊打喊杀的魏延就太扎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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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派去追杀魏延的是马岱。这个人选很值得玩味。因为当时魏延败亡已是注定。只要是个差不多的将领都能拿下这个“平定叛逆”的大功。但这份功劳又是最棘手的：魏延虽然被定性为谋反，但毕竟是出身荆州的高级将领，军中资历深厚。所以荆州派的将领不敢派。如果魏延死在益州人手里，那不仅荆州派脸上无光，只怕益州派会借机染指军权，这是荆州派当权者不能容忍的。于是马岱这个凉州降将成了最佳人选。在蜀汉无门无派的马家再怎么封赏也不会出问题。事后来看，马岱没有借这份功劳标榜自己，而是几乎从史书中销声匿迹了。可见马岱也是个聪明人，懂得这个战功不能拿来夸耀，还是低调些好。
　　魏延死了，杨仪也不能再留。收拾文官比对付武将容易多了，随便安个罪名就让杨仪身死名裂。杨仪死前只怕也悟到了自己的死因，可惜已经晚了。至此，荆州派内部的权利重组完成，蒋琬顺利的接掌党内最高领导权。
　　费祎事件：
　　费祎的死非常扑朔迷离。按理说“魏国烈士假意投降忍辱负重刺杀蜀国丞相，以己身换得对敌国政权的巨大打击”貌似就解释完了。可相对保守的费祎死换成激进北伐的姜维掌权怎么看也不符合魏国利益。按“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大的嫌疑人”这个观点看，后来的蜀汉大将军成了最大利益获得者和嫌疑人。那名刺客在史书中有多个不同的姓名，可见不太像魏国处心积虑的谋划。而且他是姜维俘虏回来的。而且费祎的死消除了姜维上位最大的阻碍。从此蜀汉再次进入北伐高峰期。（这一段纯属按照阴谋论推出来的，没有任何确切史料佐证）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三国志·蜀志·刘彭廖李刘魏杨传》，关于蜀汉“失意人物”的总传：刘封、彭羕、廖立、李严、刘琰、魏延、杨仪。这几个人有着共同点：都怀才，但结局都很悲凉。刘封威胁到刘禅的皇位却浑然不觉，终于遭到诛杀；廖立、彭羕认为自己的能力没有完全施展，流露出诸多不满而遭到贬绰；李严野心太大能力不足，被贬为庶民；刘琰是早年跟随刘备的旧仕，却因为桃色事件而遭杀身之祸；魏延以勇略而临危受命、独守一方，却也是因为恨自己的才干不能尽用而终身死夷三族；杨仪以当官显，也是因为不满足而败亡。陈寿评价道：“刘封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彭羕、廖立以才拔进，李严以干局达，魏延以勇略任，杨仪以当官显，刘琰旧仕，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蜀汉不置史官，很多历史事件已杳不可闻。受演义影响，我们印象中的蜀汉人士都是团结一心矢志北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蜀汉内部权力斗争的阴暗和残酷，不亚于其他历朝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