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三国第一流外交家的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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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汉末三国形成时期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孙权奉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密切地配合军事行动，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做出了惊人的选择，从中发展和壮大自己，使东吴立于不败之地。孙权从建安五年始，继承父兄遗业，统治江东，然而东吴无“汉之正，魏之强。”尽管当时的形势急需政治上的凭借，而东吴却没有。曹操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刘备可以以“帝室之胄”自居，唯有孙权统治的东吴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凭借。但是由于孙权的“人谋”，由于他采用灵活的外交政策，却将自己政治上的劣势变成了优势，一步步地巩固了他在江东的统治，也一步步地将军阀混战后的历史导向了三国鼎立。
　　一、孙权外交政策的四个阶段：
　　孙权审时度势，奉行灵活的外交政策，每一时期的外交都立足于壮大东吴的力量，巩固孙权在江东的统治，从而达到“以观天下之衅”的目的。综观孙权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结好曹操，发展自己，以图自立。
　　“孙氏兄弟皆明略绝群”。而孙策“创基立事”，（1）更善于识人。他临终之日，张昭等旧臣都以为他会传位给性格颇似他的弟弟孙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而策呼权，佩以印绶”。（2）这一年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而孙权年仅十九岁。
　　孙权年纪轻轻接过父兄传下的江东基业，形势却很不妙。据《三国志·吴主传》载，“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可见当时孙权的起家很是艰险。统治的地区很有限，仅仅五郡。而五郡中又山越作乱，英雄豪杰各据一方。从统治阶层来看，也面临着危机。大臣们都存着观望之心，如张昭等对于孙权的继位实在大出意料之外，他们不放心这个年轻又名微众寡的继主能够担负得起统治江东的重任；更有甚者，如李术，本是孙策表为庐江太守的遗将，这时则公然“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3）在平定李术的叛乱中，孙权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外交才能。
　　公元二OO年，曹操正忙于统一北方，无暇顾及南方;刘备正寄寓荆州的刘表手下，无寸土之地；刘表尽管占领了包括今天湖南、湖北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4）却是“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5）对孙权来说威胁不大。所以孙权紧紧把握这个时机来平定李术叛乱。其实在李术刚一叛乱时，孙权马上就致书给当时最有实力的曹操，说“严刺史昔为公所用，又是州举将，而李术凶恶，轻犯汉制，残害州司，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以惩类。今欲讨之，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仇，此天子达义，夙夜所甘心。术必惧诛，复诡说救。明公……勿复听受。”（6）因为公元199年李术曾经为孙策攻杀了曹操所署的杨州刺史严象，孙权此书意图就是挑起曹操对李术的怨恨，切断李术向曹操求援之路。李术果真向曹操求救，曹操也果真不救李术。曹操不救李术有他的理由，一则是他正与袁绍对峙，值官渡之战前夕，无暇南顾；二是他低估了孙权的能力，以为一统北方之后再图南进不迟。所以乐得顺水推舟，卖个人情与孙权。而孙权的外交才能在平定李术的叛乱中初露锋芒。
　　外结好曹操，平定李术之叛，孙权“徙其部曲三万多人，”（7）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实力；而曹操又因此“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8）孙权继位之初名微众寡的局面改善了，文臣武将也因此看到了“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9）
　　孙权接着就在结好于曹操的方针下，“镇抚山越，讨不从命，”（10）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曹操忙于北方事务的大好时机，采用鲁肃、甘宁“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11）的计策，于建安八年、十一年、十三年三次西征黄祖（刘表的江夏太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虏其男女数万口。”（12）这样，在结好曹操的外交政策下，孙权初步稳定了自己在江东的统治。
　　2．联合刘备以抗曹操。
　　孙权在江东刚站稳脚跟，曹操也占领了冀、并、青、幽四州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就在孙权西征黄祖取得胜利的当年（公元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准备袭取襄阳之后顺江东下，一举统一江东。形势的紧迫，孙权不得不改变了结好曹操的外交政策，而决定联合荆州二刘（刘表、刘备）共抗曹操。
　　然而这时刘表突然死去，所以孙权马上派鲁肃去“吊表二子，且以观变。”（13）不料鲁肃还未到，刘表的继承人刘琮已率襄阳之众投降了曹操。鲁肃随机应变，及时地争取到了刘备和刘琦的联合，于是组成了以江东军为主、以刘备和刘琦军为辅的抗曹军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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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此之时，曹操号称十万大军，“形势甚盛。”给（孙）权一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将此书给群臣看，群臣“莫不响震失色，”（14）“多劝权迎之。”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孤注一掷联合刘备抗曹，需要的不仅仅是谋，更要有胆了。幸天助之，这一步险棋走对了。赤壁一战，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从此之后，拒曹于长江之外，以后曹操几次南征都跨不过长江，而不得不采取收缩政策，在北方发展经济扫除边患。孙刘联盟奋力一战的赤壁大胜，奠定了后来三国鼎立的基础。事实证明，孙权关键时刻外交政策的转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赤壁战后，围绕荆州问题，孙刘联盟却面临着考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乃“用武之国。”（16）对吴、对刘来讲都极为重要。对东吴来说，是其西方的屏障。早在赤壁之战前，吴将甘宁就曾向孙权阐明过荆州的重要性，“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17）孙权又何尝不知荆州的重要？但是如果为了荆州而两弱相争，必使“鱼翁得利。”因为孙刘联盟一旦解体，唇亡齿寒，孙刘二家都免不了被曹操吞没的结局。形势逼迫，孙权权衡轻重之后，终于采纳了鲁肃的建议，借荆州与刘备！
　　孙权果敢地借荆州与刘备，再次显示了他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借荆州的背后，孙权还实现了另一个目的，即树曹操之敌，屏蔽东吴。荆州共有六郡，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在赤壁之战中已被刘备所占，吴军在赤壁之战中只占了长江以南的南郡和江夏郡。但是南郡是荆州的州治所在地。所以借荆州只是东吴让出南郡而已。江夏仍在东吴的手中。从当时情况看，东吴要全部占领荆州也不是易事，不仅需要一番争夺；而且争夺后的管理仍是一个问题，因为荆州民都认为刘备是汉室正统纷纷归顺刘备；同时即便占领之后，孙权又与曹操直接对抗了，东吴面临的情况仍是窘迫。以东吴当时的实力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曹军对抗的。但是孙权这一将荆州“借”与刘备，就使形势完全改观了。刘备成为阻挡孙曹直接对抗的一道屏障。所以孙权此举实为明智之举。据记载，曹操听到这一消息时的表现是：“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因为如果赤壁之战曹操的惨败还有偶然因素的话，如裴松之所言，“赤壁之败，盍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19）那么这次孙权出借荆州岂非人事哉？难怪曹操大吃一惊了。从这时起，曹操才真正认识到了孙权的实力，明白了他的统一中国已出现了另一个年轻的劲敌，非止“使君（刘备）与操耳”（20）了。
　　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建立基业，从势力上说东吴似乎是削弱了。但是在政治上孙权则再次巩固了他在江东的统治。当之时，刘备是“汉室宗亲，”发展自己的势力可称为卫护汉之社稷；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统一北方看来也名正言顺；唯有孙权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凭借可作为招牌来解释他在江东的统治不是割据一方，不是与朝庭对峙了。因此孙权的统治也有难以服众之处。但是由于孙权的人谋而与刘备联盟，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表权行车车骑将军，领徐州牧。”（21）则使得孙权在江东的统治亦名正言顺了。所以单从笼络民心上看，孙权联刘抗曹的外交也是大得实惠的。同时联刘抗曹，因为西线无战事，也就使得东吴能够集中全部军事力量打退曹操一次又一次的南进。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濡须之战，曹操不得不临江悲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22）
　　孙刘两弱联合抗曹，各自都在联盟的保护伞下发展势力，而孙权对刘备也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取得了益州，又以“借”的名义占据着长江中下游的荆州，其势力的膨胀已威胁着长江下游的东吴。刘备借荆州的理由原是占地狭小，容纳不下兵力与人民，“周瑜为南郡太守……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23）这时既然刘备已定益州，孙权就要通过外交手段索回荆州了。于是“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24）刘备却以“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25）来搪塞。用和平外交手段索回不成，孙权就有了出师之名，于是派吕蒙用武力夺取了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刘备尽管亲率大军来夺，但“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且曹操有南取益州之势，“蜀中一日数十惊。”（26）刘备只好请和回护益州。孙权军事上取得了优势，于是宽宏大量地和刘备谈判，“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27）在夺荆州的第一回合中，孙权灵活的外交密切配合军事行动，终于取得了平分荆州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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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对东吴的威胁减轻之后，孙刘关系由紧张再度转为联合。由于他的审时度势，由于他的人谋，孙权不仅实现了划湘水为界从而取得了洞庭湖南、湘江东的大片战略要地，而且阻止了曹操进一步占领汉中，通过允许刘备求和西护益州与曹操争汉中，他把这一机会给了刘备，从而维持了三方势力均衡。刘备占领汉中，避免了曹操消灭刘备力量之后孙权独力抵挡曹操局面的出现。这样，孙权又赢得了一次静观天下之变以图统一的机会。孙权的远见卓识，加上灵活外交的运用将东汉末的历史一步步地推向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3、称臣于曹魏，争夺荆州。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进攻濡须。第二年春天，“孙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28）至此，孙权的外交政策再次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孙刘联盟而倒向了向魏称臣。孙权的外交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刘备占领汉中以后，魏、蜀、吴三国虽然维持了一段短暂的平衡阶段，但很快刘备势力膨胀，又占有荆州的一半，对长江下游的东吴始终是个严重威胁。吴只有全部占领荆州，才能在三国中立于不败之一足。而恰在这时，曹操又几次进攻濡须，威胁着建业的安全。从内部看，山越叛乱也始终是令孙权最头疼的。陈寿曾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29）鉴于以上种种，孙权由于时事所宜，其外交政策很快又由联刘转向了联魏，通过结好曹操同刘备争夺战略要地荆州，稳固江东的统治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
　　孙权的外交手腕是高明的。他先是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30）使得曹操尽管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31）却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他的请降。后关羽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围攻曹魏之樊城、襄阳，水淹于禁七军，曹操大是忌惮，以至“欲议迁都，以避其锐。”（32）所以孙权马上借此机会“与曹公，乞以讨（关）羽自效。”（33）曹操的谋臣赵俨当时就指出孙权的用意是“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纯耳。”（34）但是曹操虽知孙权用意，却想借孙权之手除掉关羽而坐收渔翁之利。于是由于孙权“顺辞求效”的努力，东吴和曹操达到了暂时的默契，免除了在争夺荆州中腹背受敌。以此建安二十四年“遂定荆州。”（35）而曹操“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36）这就从事实上承认了孙权对荆州的占有。孙权屈身忍辱，向曹操称臣的灵活外交配合军事行动，终于解除了来自长江上游蜀汉的威胁，鼎足江东已有根基。
　　公元220年曹操死去，太子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冬天又篡夺了汉位，改元黄初。第二年刘备也在蜀中称帝。鼎足三分的条件既已成熟，孙权此时亦“有僭意”，无奈“位次尚少，无从威众，”几番权宜之后终于决定“深绝蜀而专事魏。”（37）于是魏文帝刚一践阼，他就“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38）又接受魏封为吴王，“以大将使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39）据《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当时东吴群臣都反对受封，以为应称上将军九州伯，孙权却解释说：“九州牧，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盍时宜耳，复何损邪？”（40）又说：“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进，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41）可见孙权的称臣只是屈身忍辱的一时之计，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曹丕亦不放心孙权的称臣，于是屡次刁难与试探。公元222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就是一例。当时东吴群臣一致认为“所求之物非礼也，宜勿与。”但孙权说，“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皆具以与之。”（42）这充分体现了孙权一个外交家的眼光与政治家的胸襟。孙权卑躬屈膝地奉迎曹丕，实现了他的“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43）
　　但是曹丕并不满足孙权的表面依附，所以就又向孙权征质子。而质子一旦入侍于魏，吴的独立将成为乌有。在此事上，孙权就采取了“拖”的外交策略。先是“以登年幼，上书辞封，”（44）但马上又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45）以维持和曹魏的良好关系。接着他又几次给魏文王上书说：“欲遣孙长绪与小儿俱入，奉行礼聘，成之在君。”（46）以此造成要入质的假象蒙蔽曹丕。当实在拖不下去时，又上书“请以十二月遣子。”（47）
　　而曹丕竟也“信权甘言，”（48）对孙刘二家争斗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夷陵之战的时候，文帝在朝坐等“破备书到。”（49）而孙权无了北顾之忧，夷陵之战大败刘备，使得刘备“仅以身免。”质子之争孙权“拖”的外交为其赢得了时间，保证了夷陵之战的胜利。从此荆州属吴已成定局。荆州归吴，三国鼎立的地理均势最终形成。而孙权灵活的外交，使得蜀征吴同时又要防备曹魏，而吴则无此之虞，在外交史上是否也算是精彩的一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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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质子终于没有入侍，曹丕便大兴师伐罪，出兵伐吴。孙吴此时恰恰“杨、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53）外患又来，孙权再次面临着窘迫的局势。于是孙权只好“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人民，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51）但是曹丕坚持“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52）但“拖”到这时，吴蜀战争业已结束，荆州已全部属吴，与魏外交既已没有回转的余地，所以孙权就“改年，临江拒守。”同时再次运用他灵活多变的外交，加紧联络刘备，遣使入蜀通好，以避免两面受敌。“黄武元年十一月，权使太中大夫邓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53）《江表传》载孙权说：“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54）可以看出孙权是通过承认刘备为汉中王而取得了刘备的和解的。由于没有西顾之忧，孙权得以全力以赴从军事上击退曹军的进攻，迫使曹丕“悉召诸军还。”
　　质子之争与曹魏关系恶化以后，孙权的外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时期里，他尽管加紧联合蜀汉，却仍与曹魏相往来，一直到黄武三年（公元224年）才断绝了同魏的关系。而孙权周旋于蜀魏之间，自然颇费精力。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蜀使邓芝再次来聘时，孙权不得不对邓芝解释与曹丕求和是因为“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撤，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55）孙权以推诚相见，取得了蜀的信任。从当时形势看，蜀弱魏强，吴在三国之中联蜀才能立国，附魏只能称臣。这就决定了孙权的外交从长远来看必定要倒向蜀吴联合一边来。
　　4、联蜀抗魏，三国鼎立。
　　孙权外交经过一段与蜀与魏皆相交的特殊阶段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孙权顺应形势随机应变，重新开始与蜀联盟。质子之争表明孙权称臣于魏只是一时的缓冲之计，魏吴终于兵戎相见，魏吴联盟解体。而夷陵之战后，蜀汉收缩到益州，且蜀吴联盟的障碍——荆州之争已结束，所以吴蜀关系开始解冻，共同对付最大的敌人曹魏。孙权联合蜀汉的外交由于刘备去世、诸葛亮的努力取得了极大进展。黄武二年（公元223年），蜀派邓芝出使吴国。孙权曾与诸葛亮书高度评价了邓芝的出使，“和合二国，唯有邓芝。”（56）也是由邓芝的努力，孙权“遂自绝魏，与蜀连和。”自此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58）
　　孙刘二家再次连和，于彼此双方都有利，东吴因此没有了西顾之忧而专对付强魏，有效地抵挡住了魏军的一次次进攻。后来的魏文帝也同其父一样虽然三临长江，终于没能渡江击吴。只能面对着汹涌的波涛慨叹：“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59）
　　当然，孙权忽刘忽魏的外交都是为了图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并进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得全国的统治权。所以当再与蜀联盟后，魏对吴的威胁减少之后，孙权也几次北击曹魏。如226年听说文帝死了，他就“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228年，到皖口破曹休于石亭，234年率大军围合肥新城……但是都不能成功地北进。这说明人谋还是要受到时势的制约的。正如刘晔所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60）吴国实力太弱了。从当时形势看，孙吴也只能限江自保以观天下之衅。所以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之后，蜀汉派卫尉陈震庆孙权践位。于是吴蜀参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古关为界。”且作盟约：“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61）吴蜀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共同对付强魏，但尽管吴汉参分天下，魏却实实在在地占有中国的十分之八。至此，三国鼎立最后形成。
　　孙权称帝，三国鼎立，孙权最后一阶段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与蜀联盟，这个联盟存在了几十年，一直维持到三国对峙局面的结束。而孙权，尽管有天才般的外交才能，尽管在每个历史关头都能随机应变，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但三国鼎立之后，历史再没有给他一个更好的机会发挥他的才能。他虽然仍不断北击，嘉禾六年侵魏江夏，赤乌四年四路攻魏，九年征魏相中……但都没有成功。诸葛亮之评孙权很是中肯，“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62）在当时，中原土地肥沃人才济济，“汉之十三州，魏得其九，吴得其三，蜀得其一，天下之户口，魏实有其八，吴蜀两国只得其二。”（63）所以孙权尽管与蜀结成联盟无西顾之忧而不能一统天下，这是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二、孙权的外交政策成功的原因：
　　1、孙权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有胆有谋。
　　三国之中，蜀与魏都有极深厚的政治凭借可以此号召民众，唯有孙权没有这种政治优势，几经人谋与努力，只争得个“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依然是“官轻势卑。”以至他称帝的消息传入蜀汉，蜀群臣议者都认为“名体旨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就连诸葛亮亦说：“权有僭逆之心久矣。”（64）然而孙权却善于利用自己的劣势，使之变为优势。既然东吴没有魏蜀政治上的优势，也就没有太多的顾忌，它可以朝秦暮楚，却不必象蜀汉为了顾及汉室宗亲之正一定不能与篡汉的曹贼联合因而只能采取僵硬的外交政策；与蜀相比，孙权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时而联合曹魏时而联合蜀汉的外交就灵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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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成功的外交政策归功于他随机应变的人谋，更与他的胆量与果敢分不开。赤壁之战，曹操百万大军压境，“群臣皆劝权迎之”。孙权却说：“今群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65）力排众议，与刘备联盟，结果险中获胜，五万联军大破二十多万曹军。在此后的出借荆州、夺取荆州的几次战役也莫不是险中获胜。可见，有胆有谋正是孙权随时势变幻采用灵活外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2、孙权善于吸取众人之长。
　　孙权的许多奇策都来自文臣武将。出借荆州的计划得自鲁肃，袭取关羽之谋出自吕蒙，赤壁抗曹仰仗周瑜、鲁肃的鼎力支持。孙权曾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66）实际上孙权也正是这么做的。继位之初，他即接受了鲁肃“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计策。可以说孙权第一时期结好曹操以图自立的外交政策正是来源于鲁肃的这条计策。
　　然而孙权并非策来即纳，他善于兼取众家之长，择善而从之。从他对周瑜几次献策的态度可以很明显的反映出这一点。建安七年，孙权结好曹操之时，曹操曾“下书责权质子。”孙权召群臣讨论，周瑜认为“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孙权“遂不（纳）送质。”（67）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九月，曹操兵临江东，“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愚谓大计不如从之。’独周瑜以为不然”，数出曹操用兵四患，和鲁肃坚决主张联刘抗曹，于是孙权下定决心和曹操决一雄雌。赤壁战后，刘备拜访孙权，周瑜上疏请以：“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来留住刘备，反对借荆州与刘备。但“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68）而是采用了鲁肃出借荆州的建议。由以上周瑜三次上策可以看出，孙权不但能够吸取众人的建议，而且善于吸取众人的意见。
　　善于吸取众人之长保证了孙权在各个紧急历史关头都做出正确的而且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在争夺荆州的第二回合中，关羽襄樊之战大败曹军，此时孙权本想乘机攻取曹操的徐州，但是遭到大将吕蒙的反对。吕蒙认为“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尤以其言为当。”（69）于是屈身忍辱称臣于曹操终于夺回了荆州。而荆州这块战略要地归吴以后，才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基础。
　　3、孙权在外交上用人得当。
　　“欲知其君，观其所使。”（70）外交上的用人对一项外交政策的成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孙权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赤壁之战由于鲁肃的出使荆州才使得孙权顺利地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大转折。在这次出使中，正是由于鲁肃的主动请命和随机应变，到夏口见刘备不着又风尘仆仆赶到当阳长阪坡迎会刘备，力劝其与孙权并力抗曹，才促使孙刘两家达成联盟共抗曹操，赤壁一战而大捷。此次出使，若不是鲁肃远见卓识、随机应变与执着的努力，后果是很难预想的。
　　孙权的每一次外交用人都非常得当。如陆机所评，其奉使者都“以敏达延誉。”（71）他遣使曹魏的外交人才，如徐详、如赵咨等，都堪任专对，不辱君命。赵咨曾“频载使北，（魏）人敬异。”（72）又如冯熙使魏，魏文帝“诱之，以重利。”但冯熙终不从而被拘留于魏，要自杀以免辱君命，却被御者发觉而不得死。消息传到东吴，孙权涕泣哭曰：“此与苏武何异？”（73）可见孙权的使臣不仅敏达，更不辱君命。
　　孙权还敢于用人。他派陆逊以荆州牧坐镇武昌，负责对蜀汉的外交，“时事所宜，权则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出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74）孙权之所以给陆逊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他认为陆逊是值得信任的，他深知自己用人得当所以才敢委以重任。而这样给使臣以大权才真正保证了孙权外交政策的灵活运用。
　　三、孙权外交的结果：
　　孙权外交的最大特点是灵活。东吴虽没有汉魏两家政治上的优势，但孙权深知魏蜀两方势不两立绝无联合的可能，于是他在对魏对蜀的关系上往往是因势利导、灵活多变而不拘于一格。孙权“任才尚计”，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以立足江东发展东吴的力量为原则，时而与蜀联盟，时而屈身忍辱向魏称臣，游于蜀、魏之间，大得其实惠；而其成功的外交，也一次次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孙权利用灵活的外交政策一步步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孙权本来名微众寡，但通过与曹操结好，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后联刘抗曹，刘备“表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后向曹操称臣，结果“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可以看出孙权几次外交政策的转变，其所挂汉朝官衔是一步步提高的。至曹丕称帝后更封孙权为吴王，承认其对东吴的统治。由此，孙权在江东的统治一步步地趋于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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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孙权奉行灵活外交，密切配合军事行动，使东吴在数十年的战争中始终没有陷于两线作战的窘境。夷陵之战、荆州之争因为联合魏，没有北顾之忧，历经三个回合的军事斗争，终于夺回了荆州。赤壁之战联合刘备刘琦抵抗曹操，结果大胜。正是孙权联合一方借其力量对抗另一方的外交政策，不仅巩固了他在江东的统治，也增强了东吴的实力，使东吴在三国中得以立足而发展。
　　3、由于孙权灵活的外交，每个历史关头都作出惊人的选择，也成功地阻挠了曹氏一统天下，将历史一步步导向了三国鼎立。赤壁战前，孙权审时度势与刘备联合，结果大败曹军从而奠定了鼎立的基础；赤壁战后，他借荆州与刘备立业增加自己抗衡曹操的砝码；而为了三国鼎立地理均势的实现，他又利用灵活的外交，采用向魏称臣的权宜之计和蜀争夺荆州。期间吴蜀几番联合又斗争，如允许刘备求和给其以时机和曹操争夺汉中，终于汉中归刘，维持了三方的平衡。最终，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荆州属吴之后，三国鼎立条件完全成熟。时隔三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宣告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从这一系列历史事变中可以看出，孙权的“创基南复，割据江山，拓土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75）
　　所以说，综观孙权的外交政策，是一步步地将东汉末的历史导向了三国鼎立。因为鼎立平衡是吴国生存发展的最佳环境，也是孙权致力追求的政治格局。孙吴只有先在江东立稳根基，然后才能“建号帝位，以图天下。”在这种鼎峙的格局中，孙权“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76）总是使东吴在三国中立于不败之地。由此看来，孙权的外交是极大地成功的。
　　注释：
　　（1）《三国志》V46《孙破虏讨逆传》注孙盛语。
　　（2）《三国志》V51《孙翊传》注引《典略》。
　　（3）（7）（14）（40）（41）（42）（54）（66）《三国志》V47《吴主传》引《江表传》
　　（4）《三国志》V6《刘表传》
　　（5）（17）《三国志》V55《甘宁传》
　　（8）（9）（10）（12）（13）（15）（21）（24）（25）（27）（28）（33）（35）（36）（38）（44）（45）（50）（51）（52）（53）（61）《三国志》V47《吴主传》
　　（11）（18）《三国志》V54《鲁肃传》
　　（16）《三国志》V35《诸葛亮传》
　　（19）《三国志》V10《贾诩传》
　　（20）《三国志》V32《先主传》
　　（22）（58）《三国志》V47《吴主传》注引《吴历》
　　（23）《三国志》V32《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26）（43）（60）《三国志》V14《刘晔传》注引《傅子》
　　（29）《三国志》V60《贺全吕周钟离传》
　　（30）（31）《三国志》V1《武帝纪》注引《魏略》
　　（32）《三国志》V36《关羽传》
　　（34）《三国志》V23《赵俨传》
　　（37）（46）（47）（48）《三国志》V47《吴主传》注引《魏略》
　　（49）《三国志》V2《文帝纪》
　　（55）（59）《三国志》V47《吴主传》注引《吴录》
　　（56）（57）《三国志》V45《邓芝传》
　　（62）（64）《三国志》V35《诸葛传》注引《汉春秋》
　　（65）（68）《三国志》V54《周瑜传》
　　（67）《三国志》V54《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69）《三国志》V54《吕蒙传》
　　（70）《三国志》V57《张温传》
　　（71）《三国志》V48《三嗣主传》注引《辨亡论》（陆机）
　　（72）（73）《三国志》V47《吴主传》注引《吴书》
　　（74）《三国志》V58《陆逊传》
　　（75）《三国志》V65《贺邵传》
　　（76）《三国志》V47《吴主传》注引《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