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金戈铁马间的多愁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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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丕生平

曹丕，字子桓，生于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死于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乱世，曹丕便“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序说道：“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 他多次随其父于金戈铁马间南征北战，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所有这一切，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生活基础，也确实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众所周知，曹操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人，作为曹操的儿子，没有才华是得不到赏识的，更谈不上立为太子，《典论·自序》中说道：“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难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曹植《魏德论》中也说曹丕：“既游精于万机，探幽洞深；复迫遥乎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固，容与乎道术之疆衅”。正因为曹丕的好学博学，使得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二．曹丕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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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从他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典论·论文》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p>首先，在《典论·论文》中，曹丕通过比较分析研究了文学和其他著作的区别，研究了文体对风格的要求，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文体论，其中说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即是从根本上说，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体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点。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时代，文史哲相互夹杂，浑然一体，着眼点在“本”而不在“末”；两汉时期，虽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学之外，但也没有系统性的提出文学的体裁和类别。把“本”，“末”结合起来提出文体论的这一创造性观点的，就是曹丕。当然，曹丕对文体的阐述也并不十分具体，但他的观点对后来文体论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魏征的《群书治要》收集的桓范的《世要论》中的《序作》、《赞象》、《铭诔》就可以说是对曹丕的观点的详细阐释与发展, 其中“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就是曹丕的“书论宜理”的意思,桓范批评汉碑铭文之虚妄就是对曹丕“铭诔尚实”的阐释，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从《辩骚》到《书记》二十一篇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对文体论的研究，后来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也完全与曹丕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类似。可见曹丕文体论的提出，既划清了文艺作品与其他思想类，历史类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动了后世对文体的研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曹丕所认为的“尚实”的不仅局限于铭诔之中，他在《答卞兰教》中说“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可见他认为其它文体的作品同样应该“尚实”。其实曹丕本来就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人，《折杨柳行》中明说了“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这样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的身上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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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了“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抽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 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气”来论作家及其作品的观点，在《典论·论文》中他就以“气”来论建安七子：“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察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作“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之〕俦也”。那么曹丕所说的“气”到底所指为何呢？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说道：“夫 翟备色，而 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之乏，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里刘勰所提出的“风骨”其实就是对曹丕的“气”的具体阐释，纪均评道“气即风骨，更无本末”。《风骨》篇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还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乏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念也”，也就是说作品没有了思想感情是不会有风骨的，也就不会有气，可见曹丕所说的“气”，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也就是作品的风格。 通过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论王粲所说的“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论徐干时所说的“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可以发现，曹丕认为作品的风格差异的根源是作家的个性，作家们的个性不同，写出来的文章的风格就不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而社会形式对各种作品的需求又不同。所以，曹丕是把作家的个性、作品的风格、社会的形式联系起来分析的，这为我国文学批评的风格论开了先河，对后世的文学批评风格论影响甚大：陆机谈到风格时所说的“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述者唯旷”；钟嵘《诗品》评曹植“骨气奇高，词才华茂”，评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是以笔区云谀，文苑波诡者矣”，他将文章分为八类，称作“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而这“八体”都是因作家个性而不同的，“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都继承了曹丕的作家的个性与其作品的风格的统一性的观点，当然，刘勰对此的论述比曹丕更进一步了。
再者，中国古代，“文人相轻”普遍存在，这是由于文人“善于自见”、“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封建王朝对百姓思想上的禁锢,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文人们恃才傲物，轻视他人，二是古代信息不发达,由于地域的差异而造成了思想意识的不同,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谈到这个问题就说道:“ 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亦风雅之相斫书矣”。这种“文人相轻”的现象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见识短浅，反映在文学批评上则是所论偏激。曹丕对这“自古有之”的现象，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不能以己为善，强加于人，而应该以“审己以度人”的观点来对待文学评论。当然，文人相轻是一种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曹丕此论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具有预见性和超越时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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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文学的社会价值，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文学作品可以陶冶情操，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为世用”的观点，称其“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篇无补”，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文学是为思想服务的，而在封建时代，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当时辞赋一类的作品知识用来“作乐”的，扬雄甚至说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但曹丕则所见与前者不同，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作为一个“专业”提了出来，认为文学虽然可以为政治服务，但绝非政治的附庸，所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很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才能对文人们进行客观的评价，如“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馀度。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也正是曹丕以其九五之尊的地位肯定了文章也可以“经国”，可以“不朽”，把众多知识分子从皓首穷经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从而造就了建安文学蒸蒸日上的空前盛况。另外，曹丕对文学的价值的肯定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范晔《后汉书》首创了《文苑论》，再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当然,曹丕作为封建统治者,他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除了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之外，还可以认为是对文士们的一种警告，他明确指出，文人的最佳处世方式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要想着什么立功扬名，以免招来杀身之祸。我们知道古代所说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而曹丕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与此不同，他直接把“立功”排除在外，然后又以“著篇章”代替了“立言”，这显然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的。自古以来，帝王对人才可以说是又爱又怕，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敌破臣亡，曹丕此举，较之二者无疑有很大的进步，但还是难免落其窠臼，这大概就是时代的局限，历史的深积，才高如曹丕者，也未能超脱其外。
三．曹丕的诗歌

《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善哉行》（其一）：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燕歌行》是曹丕通过“男子而作闺音”的性别变换写成的“代言体”诗歌。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讲，《燕歌行》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比较完整的七言诗。在它之前，《诗经》中的七言诗非常少，而且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用韵上讲都与真正的七言诗相去甚远，而《楚辞》中的七言诗又沿用了诗经中的“兮”等字眼，不能与后来大规模发展的七言诗相提并论，汉代乐府中虽然七言句从规模上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只是夹杂在各种句式之间，没有真正的独立。再回过头来看《燕歌行》，句句用韵，一韵到底，而且都是押的平声韵，这是典型的近体诗风格，到了唐代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更新，所以在诗歌史上，《燕歌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曹丕的开创之功是毋庸置疑的。从内容上讲，它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秋夜遥望银河,见牛郎织女而怀念远出未归的丈夫,它真实的反映了战乱给社会、人民带来苦痛,情意悱恻，悲不自胜，清人吴淇说它“风调极其苍凉”，这句话很能代表曹丕的诗的整体风格，作为曹操的后继者，他少了曹操“济天汉，至昆仑”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多了“草木摇落露为霜”那种对离悉别恨的幽沉感伤。众所周知，曹丕与曹植争宠，表现得工于心计，善于伪饰，掌权后的一系列对诸王进行严密控制与无尽迫害的政策也表现了他残暴的一面，但通过《燕歌行》这一系列的作品我们又发现了曹丕多愁善感、浮华浪漫的一面。元稹说他的诗“遒文壮节，抑扬哀怨，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清人陈祚明也说其“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所以说曹丕的性格是具有两面性、矛盾性的。试想，一个人处心积虑的想登上权利的颠峰，这必然导致他善于伪饰，刻薄寡恩，这让他不能随意的把自身感受体现出来，而同时他内心本来又是体恤多情，所见所感极多，这样就很容易发出“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的感慨。所以，在曹丕“贵公子”、“同根相煎太急”的表面下，藏着一颗孤寂又无奈的心。
或许正是曹丕内心的多愁善感与孤寂，使得他对思妇“伤茕独之无恃”的心情览之无余，同时又借之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孤独。这样的作品在曹丕的诗歌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如《寡妇赋》、《出妇赋》、《离居赋》、《感离赋》等。
也正是由于内心的孤独，使得曹丕对人生“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感慨良多。“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另外《大墙上篙行》：“人生居天地间，忽如飞鸟栖枯枝”、“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为何自苦，使我心悲”，《芙蓉池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等等都表现了曹丕对人生苦短的无奈。曹丕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感慨在古代帝王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不要说在他失意时，就是在“延宾高会，酒酣乐作”之后，也会“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在“丹霞蔽日，采虹垂天”之前，也会哀叹道“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就现代看来，这样的思想似乎有些消极，但首先，这种消极是来自于当时社会的动乱，经天纬地如诸葛亮者，躬耕之时尚且“苟全性命于乱世”，其二，曹丕虽然认为“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但作为帝王之尊，他不象李煜那样文而不治，不象福临那样出家为僧，更不像刘彻那样“不问苍生问鬼神”，在政治上，他也力求励精图治，刘克奘《后村诗话》中就说他“忧至死未终，何时而可乐乎？”更何况即使是雄才大略、戎马一生的曹操不也一样感慨“人生几何”、“去日苦多”？所以，曹丕这种对人生看似有些消极但实际上很客观的看法显然是无可厚非的。
从整体说来，曹丕的诗歌虽然也有“伐灵鼓之硼隐兮，建长旗之飘摇；跃甲卒之皓旰兮”（《述征赋》）那一类描写出征的壮观的，但不具有代表性，他的诗大多属于悲沧凄凉的风格，作为一个政治家，也许这有些和身份不符，比如陈严肖就评论曹丕道：“遒壮抑扬，而乏帝王之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政治家而能体恤人情，更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想引用陈寿《三国志》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曹丕：“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文，博文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以旷达之度，迈志存之道，克广德之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