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

马驴子

吴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它的不稳定性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 1 〉经济：吴国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繁重。连张昭、顾雍和陆逊等人都说太重，请求减轻一些。孙权给自己辩解，说：威小人必须用重刑，我这样做是不得已。又说：如果单守江东，现有的兵力确是够用了，赋调应该可以宽些。不过坐守江东，未免陋小，所以仍须预先调兵，以便临时应用。总起来说，百姓劳苦，我很知道，事出不得已，诸君不必多说。孙权的政治就是这样的一种暴政。人民被迫经常起兵反抗。例如鄱阳人彭绮攻破县城，有众数万人。彭绮失败后，彭旦又起兵。庐陵人李桓、罗厉等起兵，经四年战争才被压平。这些较大的反抗以外，还有更多的小反抗。孙权命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掘深池大堑，以备“盗贼”，决不允许减轻赋调。直到他病重要死的时候，才下了一道“省谣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他临死时也许真的希望他的继承人缓和一下民怨，可是他的继承人比他剥削得更加凶暴。
〈2〉政治：孙坚出身下层豪强。他虽然是吴郡富春（浙江富阳县）人，又自称是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但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的力量草创吴国。二○○年孙权继承孙策时，孙权还是十五岁的童子，吴国形势很不稳定。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力争取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他把孙策的女儿，一个嫁给顾雍的长子顾邵，一个嫁给陆逊。孙家与江东名族顾陆两家结成姻亲，吴政权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外来士族都是流寓人，徒党不多，根基不固，所以孙权敢于信任他们。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死后，孙权不得不依靠族大人多的土著士族，把很大的政权交给丞相顾雍，很大的兵权交给上大将军陆逊。他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峻，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降魏国，他曾下令说，诸将犯重罪三次才议罪，这当然骗不得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带兵守边境的督军和将军交出妻子做保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保质甚至灭三族。他又养一批人叫做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吏，发见一些事件，动辄加罪惨杀。太子孙登屡次劝谏，都不听纳，大臣们更畏罪不敢说话。陈寿说他性多嫌忌，坚决杀人，愈到晚年杀人愈凶。吴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互相猜疑的一个集团。
〈3〉混乱的军队和家族：任何一个政权，总要有军队作支柱。吴国军队起初是用来作战的，后来兵士变成从事生产的奴隶，后来又变成私人的生产奴隶，根本不成其为军队。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汉吴讲和。魏汉对吴国的军事威胁减轻了。二二六年，孙权开始屯田，令诸将增广田亩。他自己也说是受田耕种，把驾车的八头牛改作四耦耕牛，表示提倡。屯田兵以外，还有所谓作士，是一种作手工业的兵士。所有生产品全被孙权和诸将分占，养兵士的费用仍由农民来负担。孙权死后，州郡官和诸将令民卒和兵士替他们做买卖，长江上商船来来去去，屯田变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废。到吴国末年，一部分兵士被诸王分去，有权势的宦官也招募兵民做私属。兵士民卒不堪奴役的痛苦，纷纷应募，营里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可以想见诸将对这些剩余兵士，自然要加紧剥削来补充被诸王宦官夺去的利益。

　　既然吴国的兵士实际上是生产奴隶，这就可以说明下列诸事：孙权为什么说自己不愿坐守江东（事实是决心坐守江东），必须扩大兵役？因为增兵就是增加生产奴隶。孙权为什么要使卫温等率兵万人浮海求夷州直州？因为听说州上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从而扩大兵额。孙权为什么屡次进攻山越？因为他估计居住丹阳郡山地勇猛善战的越族有四万人可作兵士。后来越人被围困，出山投降，孙权分给诸葛格一万人，顾承（顾雍孙）八千人，其余分给诸将。孙权驱迫农民甚至掳掠人口来成立军队，这当然需要极其残酷的刑罚来维持这个军队。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条刑罚是一个兵士偷了一百个钱，被牵到市上去斩头。以此为例，吴国军队里，大概除去斩头，很少还有其他较轻的刑罚。

　　孙权的家庭很乱。宠妻间争做皇后，儿子间争做太子。家庭间的争斗影响到外廷，朝官们分成拥嫡拥庶两派。孙权终于废太子孙和，立孙亮为太子。拥嫡派陆逊、顾谭（顾雍孙）、张休（张昭子）等都遭受惩罚，两派怨恨更加深刻。孙权死后，孙亮继位，宗室孙琳废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孙休死，孙和子孙皓立为吴皇帝。孙皓粗暴淫凶，大报旧怨，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淫刑杀人，大臣及宗族几乎被他杀尽。孙权的残虐政治到孙皓时达到最高点，吴国也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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