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非要致孟达于死地不可

　　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刘备所属上庸守将孟达绝刘降曹,致使东三郡为曹魏所占,孟达以新城太守之职坐镇曹魏西南边陲数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孟达欲叛魏归蜀,于次年初为司马懿所破。加之此前孟达曾背刘璋而归刘备,因此在史书上留下了“反覆”之名,后人多认定其最终败亡实属咎由自取。笔者以为,所谓孟达“反覆”并非仅仅出于孟达自身原因,背刘璋而归刘备乃顺应大局的明智之举,无可厚非;而绝刘降曹与叛魏归蜀均是被迫而为之,有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孟达败亡实为刘蜀政权内部集团斗争的牺牲品。

　　孟达降曹前刘备政权内部集团斗争

　　关于孟达降魏,《三国志·刘封传》有详细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司马光《资治通鉴》对于此事的记载稍有不同:“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可见,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在史家看来,孟达降魏的原因主要是刘封“侵陵”,而不救关羽亦是原因之一。以上说法看似符合常理,实则皆为表面现象。孟达降魏真实原因应是刘备集团内部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

　　孟达,扶风人,其父孟他做过东汉凉州刺史,孟达于建安初与同郡法正入蜀投奔刘璋,一直无法得到重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根据《三国志·刘封传》的记载,孟达也于此时投靠刘备:“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宜都地处荆、益二州之要冲,为兵家重镇。关于汉魏之际宜都太守一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史料中窥出一二:“先主既定江南,以(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孙权夺取荆州后,命陆逊“领宜都太守”;刘备伐吴,遇到诈死东归的前将军关羽主簿廖化,“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孟达刚刚投靠刘备不久,就被任命管辖宜都这一接连荆、益二州的军事要地,可见此时刘备对孟达是相当器重的。

　　在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政治派别,即随其入益州的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麾下的荆州人士,如马良、蒋琬等;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未能形成统一的强势地主集团,政治上处于不利形势;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居于劣势地位。

　　刘备取益州,东州集团主要人物先后归附刘备,对刘备攻占益州帮助极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刘备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后,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对其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战败后,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便是最好的说明。法正之外,东州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刘备的重用,孟达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镇守荆、益要冲,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东州集团另一重要成员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名义上甚至可以同诸葛亮平起平坐。东州集团的地位骤然提升,严重威胁到了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内部的主导地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从诸葛亮的这番话里不仅可以看出其对法正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荆州集团对待东州集团的态度。

　　然而,荆州集团不可能放任东州集团独自坐大,只是在等待机会以削弱东州集团的力量。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达攻房陵,正给了荆州集团这样一个机会。

　　孟达绝刘降曹原因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占领汉中之后,“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原本孟达是单独领兵攻房陵,在蒯祺遇害后,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成了刘封的部下;其次是在平定三郡以后,连降将申耽、申仪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有功不得赏。短时间内刘备对待孟达的态度反差巨大,原因何在呢?仔细分析上文所引史料,不难看出,刘备对孟达态度发生变化的关键点在于蒯祺遇害。

　　对蒯祺的情况做一具体分析,不难看出刘备态度变化的原因。蒯祺属于荆州中庐大族蒯氏,他的妻子即是诸葛亮的大姐。对于孟达攻杀蒯祺后诸葛亮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费诗传》所记载降人李鸿的一段话中略窥一二:“间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王冲所言诸葛亮“欲诛达妻子”未必是实情,但诸葛亮对孟达“切齿”应是符合事实的。孟达云“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之意是诸葛亮虽然恨我,但却不会做出杀害我妻子儿女的行为,同传所记载诸葛亮与孟达书信中所谓“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诸葛亮对孟达“切齿”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有人认为应是孟达降魏的叛国行为,但诸葛亮与孟达书中有“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一语,将孟达降魏的责任全部归于刘封“侵陵”,故诸葛亮应该不会为此事对孟达恨到“切齿”的程度。结合当时各因素综合分析,令诸葛亮“切齿”的原因只能是孟达攻杀其姐夫蒯祺。

　　诸葛亮因幼年父母双亡,兄长诸葛瑾早年离家避乱江东,自幼便与其姐相依为命,姐弟间自然情深意笃。孟达不考虑这层关系,贸然杀害诸葛亮姐夫,虽未必是存心为之,但此事必然对诸葛亮影响极深。诸葛亮大姐在孟达兵祸中是否一同遇害,因史书中并无明文记载,故不得而知。若诸葛亮大姐亦为孟达兵所害,诸葛亮对孟达必然恨之入骨;若其当时不在蒯祺军中或者幸免于难,中年丧夫,必然痛彻心肺,诸葛亮不会不受到影响。这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蒯氏家族与荆州特别是襄阳大族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家族利益。蒯、庞、黄、习、马、蔡等荆州大族与外来的刘表及诸葛亮家族之间或有婚姻关系,或者联系十分紧密。孟达攻房陵,虽说是刘备的命令,但攻杀蒯祺却是荆州集团不能容忍的,尤其诸葛亮为刘备谋主,是荆州集团的首脑,以他为代表的荆州集团对此事的反映必然会影响刘备的决定,这正为荆州集团提供了通过打击孟达进而削弱东州集团实力的大好时机。刘备殷鉴曹操的教训,亦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早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杀陈留名士边让,导致陈宫、张邈叛迎吕布,几乎使曹操丢掉了整个兖州。田余庆先生在《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中指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兖州士大夫从边让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惧,于是‘士林悲愤,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以致使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显然,这不是个别人兴风作浪,而是站在边让一起的兖州世家大族向曹操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曹操杀边让的前车之鉴以及考虑到荆州集团在己方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刘备不得不对孟达采取行动,夺其军事指挥权,这应该就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的真实原因。

　　孟达攻杀蒯祺后,刘备派刘封统率孟达。“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益州既定,以封为副军中郎将”。可见,刘封虽为刘备义子,但实际上属于荆州集团,具有刘备心腹与荆州集团骨干的双重身份,而且是以文官为主的荆州集团中难得的勇将,由其接替孟达,既符合荆州集团的利益,也有利于刘备加强对东三郡的统治。

　　刘封接替孟达平定三郡后,“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鼓吹”指军乐队,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实际上更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的攻击。按法正卒于孟达降魏同年,则此时法正或已病故,或已重病,无法在政治上对孟达提供帮助,其余李严、董和等人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皆无法与诸葛亮相比,自然无法对孟达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援,孟达实际上是独自面对整个荆州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孟达为自保,绝刘降曹亦在情理之中。

　　孟达降魏之时,做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举动,即“表辞先主”,其表云: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原君王勉之也。

　　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以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最为关键的一句是“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所谓的“愆戾山积”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不救关羽,因为当时孟达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救不救当由刘封决断;同时由于两大集团的矛盾激化,孟达也不可能影响刘封对待关羽问题的决策,不救关羽显然是刘封的决定,因此这里的“愆戾山积”所指应是攻杀蒯祺,得罪了整个荆州集团。“臣犹自知,况於君乎”,孟达同时指出,刘备对此也应心知肚明,但却放任荆州集团的所作所为。这应该是孟达降魏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孟达在反叛之时为何上表旧主的动机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孟达降魏实际上是其在荆州集团攻击之下为自保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法正病故,孟达降魏,东州集团的力量大大削弱,荆州集团巩固了其在刘备集团内部的统治地位。

　　孟达降魏之后,受到了魏主曹丕的重用,《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有如下记载: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可以看出,孟达的才能得到了曹魏君臣的肯定,“将帅之才”、“卿相之器”的评价或许有夸大之嫌,但“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则充分表现出了孟达的过人才干。然而,对曹丕来说,孟达归降最为重要的意义却是有利于曹魏实现占据东三郡、巩固西南边陲的战略方针。

　　同年,曹丕“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结果“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对刘封的指责有两点:侵陵孟达与不救关羽,并且将侵陵孟达之罪置于不救关羽之前。刘备虽因孟达攻杀蒯祺而采取了一定的惩罚措施,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其当然无法容忍孟达因集团斗争被逼降魏、导致东三郡丢失这一事实。诛杀刘封,虽是诸葛亮的意见,但刘备显然也考虑到了协调两大集团利益这一点。对其来说,杀刘封有利于平息东州集团因孟达被逼叛乱而产生的疑虑与不安,巩固蜀汉政权的统治。至于后来刘备白帝城托孤,选择了诸葛亮与李严两人辅政,除了二人的才能之外,显然也是出于平衡集团利益、巩固统治的考虑。

　　诸葛亮与孟达败亡

　　孟达降魏后,蜀汉的两位辅政大臣诸葛亮与李严均与孟达有书信往来。《三国志·李严传》载李严与孟达书云:“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李严此语表明了自己乃至整个东州集团当时的处境。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独揽中央大权,重用本集团成员马谡、杨仪、蒋琬、邓芝等人,同为辅政大臣的李严虽然“统内外军事”,却只能坐镇永安、江州等地,无法参与到朝廷军政决策之中。刘备时期极力维护的集团平衡被打破,东州集团已经为荆州集团所压倒。在这种情况下,李严所谓“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表达了期盼孟达归来,共辅蜀汉政权的愿望。若孟达以东三郡归蜀,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对东州集团无疑都是极大的支援,东州集团很可能因此重新取得与荆州集团的平衡,甚至以此为契机压倒对手,在后主年幼的情况下掌控蜀汉政权。

　　上文提到的《三国志·费诗传》所载诸葛亮与孟达书亦表达了希望孟达归蜀的愿望:“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李)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诸葛亮用“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之语来表达他迫切希望孟达幡然悔悟,回归故国的意愿,其用心可谓良苦。《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则有关于孟达叛魏的记载:“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另据《晋书·宣帝纪》载:“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司马懿都督荆州,统率孟达,孟达必然“心不自安”。可见,孟达于魏的困窘处境与其之前居蜀的境遇极其相似,诸葛亮于此时招诱孟达,将昔日逼使其降魏的责任一股脑儿全都推到了刘封身上,且只字不提二人的私人恩怨,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时机与策略选择得当,计划自然较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孟达“反覆”之名在当时已是为人所不齿,就在诸葛亮与李鸿会面后表示欲与孟达书信之时,费诗就曾表示过异议:“孟达小子,昔事振威(刘璋)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诸葛亮对此的反应是“默然不答”,加之同传记载诸葛亮在司马懿攻孟达时,“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的态度,可见其对费诗的观点是赞同的。既然如此,为何诸葛亮还要与孟达书信招诱一个与自己有家仇的“反覆”小人呢?陈寿所谓“欲诱达以为外援”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孟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之时,诸葛亮采取了与自己之前言论截然相反的做法,导致了孟达的败亡。

　　关于孟达的败亡,《晋书·宣帝纪》有详细的记载: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根据以上记载,在孟达叛魏直至败亡的过程中,诸葛亮起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先是劝诱孟达归蜀,接着又遣郭模诈降泄漏孟达叛魏之谋,在孟达为司马懿所攻之时又不竭尽全力发兵救援,直接导致了孟达的败亡。郭模诈降之事,《三国志》并无记载,但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中却有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鄣汁、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言:‘玉玦者,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另外根据《太平御览》(卷692)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可知孟达赠诸葛亮玉玦确有其事,郭模诈降一事应该属实。如此,结合《晋书·宣帝纪》所载来看,诸葛亮对待孟达不仅仅是陈寿所言“不救助”,而是促其败亡。卢弼《三国志集解·费诗传》引诸葛亮与孟达书“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其默然不答,非费诗所能知也”,说明诸葛亮在对待孟达一事上,确实另有目的,诡谲异常。陈寿与司马彪属于同时代之人,二人所见史料应大致相当,为何却在记载此事上差别如此之大呢?这大概只能采取田余庆先生的说法,解释为蜀汉旧臣陈寿为本朝贤者讳了。

　　诸葛亮舍东三郡之强援而置孟达于死地,如此做法实在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除了孟达攻杀蒯祺的私人恩怨之外,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是最根本的原因。《晋书·宣帝纪》在记载诸葛亮对孟达态度时,除了与《三国志》之意相同的“恶其反覆”之外,还有“虑其为患”之语。既然孟达已经叛魏归蜀,那么诸葛亮又为何会“虑其为患”呢?很明显,这里所谓的“为患”,并非指孟达作为敌将对于蜀汉王朝的威胁,而是指其归蜀后将壮大东州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在蜀汉政权内部将构成对荆州集团的威胁。上文已经提到,李严与孟达书中有“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之语,希望孟达归来,共辅蜀政,增强东州集团的力量。对于孟达以东三郡叛魏归蜀后对政权内部实力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诸葛亮不会预料不到,作为荆州集团的首领,其当然不会放任事态发展。因此,劝诱孟达归蜀并泄漏其谋,然后不全力救助,促使孟达败亡便成了荆州集团解决东州集团威胁的最佳选择。孟达败亡之后,东州集团受到严重打击,已无力与荆州集团相对抗。三年之后,即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废黜了李严这位东州集团中的首领人物,荆州集团取得了对东州集团斗争的彻底胜利。

　　诸葛亮为本集团利益而舍弃东三郡,促使孟达败亡,但同时也失去了重夺东三郡这一战略要地的大好时机。东三郡位于沔水上游,“舟行下水差易而上水甚难”,蜀汉若占据东三郡,则可顺流直下,并与东吴联合,直接威胁荆州地区由曹魏所控制的襄阳、樊城等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提出由荆、益两路出兵伐魏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关羽失荆州而无法实现,如能重夺东三郡,并占领襄阳,则诸葛亮一向宛、洛,一出秦川的两路伐魏战略便可重新实现,东吴也势必会从江陵或淮南等地出兵配合,使曹魏真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虽未必可以一举攻灭“汉贼”,但至少不会出现蜀汉前后十余次由汉中北伐,均无功而返的尴尬局面。可惜诸葛亮或者并未预计到这点,或者是将解决政权内部矛盾置于北伐曹魏之上而主动放弃,总之错失此一良机,不免使人扼腕叹息。

　　在解决了东州集团对本集团统治地位的威胁后,诸葛亮吸纳了一些东州集团的精英如吴壹、费祎、董允等人参与政权,在维护荆州集团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协调两大集团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政权内部的人才力量。诸葛亮死后,两大集团的领导人蒋琬与费祎皆遵循了诸葛亮的这一治蜀策略,没有出现较大的集团斗争,蜀汉政权得以继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