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和损失。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 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点,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 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 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他与马谡感情很好。《向朗传》中有这样的话:“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就是说,街亭战败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回营请罪,而是畏罪潜逃。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诸葛亮撤职。必定是这段曲折,让诸葛亮起了杀心。《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进一步记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 然而马谡最终却并非死于军法。《马谡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已经病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九岁。看来三十九岁确实是道门槛儿,岳飞没迈过去,郑成功没迈过去,还有格瓦拉与肖邦,统统倒在门槛儿之前,再加上这个才能出众的马谡。他虽然不是统兵的将才,却是高明的参谋之才,特别善于谋划判断。而正是这一点,模糊了诸葛亮的视线:他混淆了谋划能力与执行能力的区别。 有人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处置不当错上加错,甚至有点寻找替罪羊之嫌。这个看法又过了头。对此陈寿的观点很有参考意义。当时其父在马谡手下任参军,也连带受了髡刑,被剃成光头,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养育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寿。尽管父亲遭受耻辱,但陈寿依然坚持史家的原则,丝毫没有提及,所以现在谁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诸葛亮处置此事的态度,丝毫没有责难,字里行间反而大加赞颂。可为侧面印证。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这是当年少帅张学良以雷霆行动,果断杀掉桀骜不驯的杨宇霆、常荫槐后,为杨宇霆写的挽联。杨、常二人是东北元老,父帅的左膀右臂,张学良之所以要杀掉他们,是因为他们飞扬跋扈,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张学良事后丝毫没有株连官员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给二人家里分别送去万元抚慰金,隆重安排葬礼不说,还亲手为二人写了挽联。给常荫槐的挽联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这两副挽联写得都很好。对仗略有问题——考虑到作者身份特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用典非常贴切。将蔡叔、管叔的故事分开,以马谡类比杨宇霆,韩信类比常荫槐。杨、常二人到底该不该杀暂且不说,从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的诸葛亮对马谡的心情。挥泪而斩,不得不杀;换句更酷的话,叫做痛下杀手。他杀马谡——尽管没能杀成——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对马谡的使用上。 用错一个人,丢了三个郡。最严重的是,全军后路都有被切断的危险,诸葛亮不得不匆匆退兵,可谓丧师辱国。若非如此,他又何必坚持自贬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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